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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网讯 “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已达到7％的警戒线。”这是不久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科院2002年度《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披露的信息。[ 《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 ]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业形势日渐严峻的背景下，中国社科院这一具有“半官方”性质的调查结果顿时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在这一结论中，不仅7％的数字比官方历来公布的登记失业率高出许多，而且首次提出了失业率已达警戒线的判断。
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该书的主编、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和该书的作者之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
7%是怎么来的
南方周末：7％的城镇失业率是怎么来的？
莫荣：我们是用德尔菲法调查出来的。德尔菲是古希腊神话中可预测未来的阿波罗神殿所在地，美国兰德公司在20世纪40年代以“德尔菲”为代号，研究如何更为可靠地收集专家意见，德尔菲调查由此得名。这个方法实际上就是把调查内容征求一定数量的专家学者的意见，然后把意见进行综合，最后形成结论。
当时我们选择了50余名从事就业和劳动统计研究的著名学者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专家（官员），发问卷请他们对失业率、城镇失业承受能力的大小等问题进行判断和预测。这些专家学者长期关注这一领域的问题，注意收集这方面的信息，预测应该还是有根据的。当年兰德公司把这种方法叫德尔菲法，可能也是认为专家们具有“德尔菲”般的预测能力吧。
与德尔菲调查相似的一些做法实际上在日常也被大量运用。比如世界杯前请专家预测哪个队要夺冠，还有在股评中，分析证券机构、股评家个股推荐的情况。只是这些方法没有德尔菲调查那么规范、严格。
我们的调查进行了两轮，为保持调查中立性，在最后一轮中，学者和专家（官员）各占一半。
专家学者回答的结果经过数据处理，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城镇当前的失业率已经达到7％，近一两年还有增加的趋势。
我们在这中间发现一个现象，官员对中国真实失业率的估计偏低（不到6％），而学者的估计偏高（高于8％）。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
莫荣：我们后来也琢磨了一下，考虑可能是身份不同造成的。官员往往下意识地会觉得是代表组织在发表意见，因此估计比较保守。而学者则可能有强调问题的严重性以引起社会关注的心态。
南方周末：警戒线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莫荣：它实际上就是指城镇失业承受能力的大小。过了这道线，社会就承受不了了。目前我们把警戒线定为7％，这也是德尔菲调查中综合专家学者的意见而得出的一个标准。
失业率如果超过这个标准，老百姓会不满，社会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严重的会引发一系列反社会的行为。因此就业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在调查中，72.73％的专家学者认为近一两年城镇失业率增加1到2个百分点的可能性最大。事实上目前我们的就业形势很严峻，新增加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拥入社会，而需求则在下降。
登记失业率不等于全面失业率
南方周末：目前官方公布的登记失业率是3.6％，你们调查出来的失业率是7％，这两者为何相差这么大？
莫荣：登记失业率和失业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登记失业率是对在劳动保障部门登记的符合失业条件的人员进行统计得出的，这个数字反映的是最困难的一部分失业者的情况，而不是反映失业的全面情况，因为一部分没有登记的失业者不在里面。而我们做德尔菲调查，就是想了解失业的整体状况。
南方周末：那么中国现在有反映失业全面情况的一个官方数据吗？
莫荣：听说实际上有关部门在做这方面的调查，但数据没有公布。
蔡日方：不公布可能是有很多考虑。但据我所知，官方掌握的失业率并不是很高，公布出来可能还有助于打消人们的疑虑，否则，老百姓可能在下面瞎猜，猜得很高。
就业就是经济增长的目的所在
南方周末：我们注意到，在绿皮书中，你们提出经济政策应以就业为核心。为什么把就业放到这么高的一个位置？
蔡日方：我们追求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人的发展。如果一个人长期没有工作，他就很难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所在。一个理想的社会，就是能够给想工作的人提供足够的施展能力的岗位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现代社会，就业就是经济增长的目的所在。
从中国的国情来看，树立就业的核心地位是必然的选择。入世后我们和别的国家处在同一个竞争环境中。我们如何竞争、如何发展？惟一的选择就是以己之长攻其之短，把自己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哪里？就在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相比之下，中国的资金和技术较为匮乏。
按照一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品和技术进行生产，将使整个经济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具有更大的竞争力，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积累最大的剩余。目前，中国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
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大意义，即在于限制了政府以行政手段来扶持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能力，使中国的产业能够更好地遵循比较优势的道路来发展。
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产品、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都会得以更自由地流动，但相对而言，劳动力资源在国际间的流动却困难得多。所以，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有别于发达国家所具有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方面的优势，劳动力优势更可能成为一种长期的优势。
廉价劳动力转化为比较优势需要条件
南方周末：有不少发展中国家跟中国一样，拥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但它们为什么却没有转化为比较优势而一直陷于贫困呢？
蔡日方：大量供给的劳动力要成为竞争优势也需要一定的条件，以下两点尤为重要。
首先，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要取决于劳动力的素质。要将极为丰富的劳动力供给转化为有效劳动供给还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相应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来完成这个过程。
加入世贸组织后，如果劳动力素质不能获得一个全面的提升，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必然会出现结构性的短缺。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充斥大量没有就业机会的劳动力，但是企业迫切需要的岗位却没有合适的人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必然会因为这种结构性矛盾而趋于紧张，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会随之上涨。到那时，丰富的劳动力供给的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众多、却无法成为资源优势的原因之一。
其次，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发挥，还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全国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极为丰富的劳动力就像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中的水，而劳动力市场的种种羁绊就像蓄水池的闸门，只要闸门不开启，水永远无法流动。如果没有一个全国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就有可能在局部地区失衡，从而出现工资水平上升的情形，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就会大打折扣。
哪些现行就业政策需要检讨
南方周末：对于面临的就业问题，我们目前的一些政策是不是需要反思？
蔡日方：当前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在发展战略上我们还没有鲜明地提出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这个比较优势，目前的战略比较含混，有的提出高、精、尖战略，比较优势的意识还不强；
二是有一些政策实际上有违劳动力市场的规律。特别是一些反失业的政策，用排斥外地劳动力进入的方法，来保护本地居民的就业，这样做在一天两天内会见效，但从长期看，它侵害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封闭会使当地工资上涨，企业因此会减少用工，反过来影响就业。
南方周末：你们在绿皮书中提到，在现阶段，我们应该把主要资源投到义务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上，而不应该投到更高阶段的教育上。这是为什么？
蔡日方：一个社会人们受到的教育，要与该社会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相适应，如果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上就把更高阶段的教育作为发展重点，则有可能出现较高的工资和大量失业并存的局面。
南方周末：我们目前有这样的问题吗？
蔡日方：应该说有。从这几年的改革进程来看，有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迹象。更多的财政收入上移到了中央，但是义务教育还是由地方政府负担，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基础教育投入的削弱。
与此相对应的是，大学的经费却连年猛涨。大学当然要发展，但我们目前最应该做的恐怕还是提高大多数人的基本素质，而不能只顾少部分精英的提高。大量文盲的出现只能导致结构性失业的加剧。
南方周末：我在书中看到你们对目前一些地方实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蔡日方：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30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最低工资标准。2001年中国城镇单位的工资大幅度增长，各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普遍抬高。最低工资标准实际上是人为地干涉劳动力的价格，本意是为了保护职工的利益，这是对的，但在目前我们最需要解决的是什么？是一部分职工的利益？还是大多数人的就业问题？
目前中国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传统企业的下岗、失业人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城镇职工工资的大幅度上涨值得思考。一方面劳动力无限供给，一方面工资大涨，这在市场经济下是很难理解的事。如果由于制度性的原因人为抬高工资，会对就业有不利影响。（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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