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上访人碰不得，上火车不买票，大喊一声‘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人家就拿他们没办法；因为没有法定职责，各级信访部门最常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依然是“批批转转”
49岁的张庆录看上去足足有60岁，满脸皱纹，花白头发，随身携带着一个塑料袋，他有着20多年的上访生涯，这是他第N次到北京。据他说，他曾是一个在福利院吃着商品粮的孤儿，1969年被下放到农村，1982年又被安排在民政局下属农场当工人，但被视为命根子的商品粮户口却“消失”了。为此，他开始上访。后来，因为检举民政局一个副局长违法给全家6口人转商品粮户口和贪污等问题，遭到打击报复，他的上访又换了主题。由于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他从小伙子一直上访成了“老头子”。
张庆录的塑料袋里，装着各信访处的介绍信不下100封。记者看到，一份安徽省人民检察院2000年6月23日批转给宿州市有关部门的介绍信下角注着这样的字眼：“8月7日，此人又来上访，请认真处理”。而在2002年1月，新华社安徽分社给宿州市委、泗县政府有关部门的信函上是这样的内容：“我们已将张庆录之事反映给宿州市委，陈树德书记已经作了批示，要求调查处理，不要再让本人东奔西跑。”
百姓上访反映的问题，绝大多数是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造成的。
百姓没有更好的投诉途径，于是，信访作为“窗口”打开了：代表的是政府、面对的是百姓。
但信访却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要尽可能满足上访百姓的合理要求，另一方面还要给地方领导留出余地。
同时，信访部门还面临“干扰司法”指责的可能。
有人一针见血：“信访办不了事，不是信访部门本身的事。是官员那‘关’没有过去！”但百姓把怨气出了信访上，指责信访部门与地方官员“官官相护”。
信访就这样生存在对百姓“有心无力”的尴尬里、对政府“不即不离”的微妙中。
上篇 执着上访，转不出的怪圈
从国务院到省、地、县，各级政府机构的各个部门都开着信访这面窗口。据公安部信访办统计，近年来每年接待来信来访达五六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字也不在此之下。假设把全部数量相加，至少不下百万！
每年百万人次上访，都为了什么？
不屈不挠的残疾上访人张建平的上访经历颇能说明些问题。
张建平：坐着轮椅赴北京
两年多以来，家住江苏省宜兴市芳桥镇阳山村一个名叫张建平的小伙子不停地往本刊编辑部打电话，反映他遭遇车祸后的交通事故纠纷赔偿问题，隔几天打一次。打了不下100次之后，他在2001年9月11日这天的电话里说：“我已经到了北京，上访来了。”
但是，这个因那场车祸下肢瘫痪的残疾人被妻子连轮椅带人历尽艰辛“搬运”到北京后，一下火车就懵了。初次到北京上访，他们不知道“路”该怎么走。
我们对这个曾经健康地担任厂长，却在1997年因一起责任全在别人的车祸而瘫痪，通过打官司“判”到一笔钱而根本拿不到的小伙子充满同情，马上帮他和残疾人联合会取得了联系。后来，小伙子去了，从那里得到了一张去往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的“路条”。
在最高院来访接待室，经过一阵哭诉，他得到一张被介绍到江苏省高院“认真接谈，依法处理”的信函。接着，满怀希望地被妻子“搬”上了回家的火车。
2002年4月初，他在电话里对记者说：“在当地没路可走了。过两天，我还要来北京上访！”果然，他再次被“搬运”而来。在4月4日下午，被他肩背一个装满上访材料的帆布包的妻子在轮椅上推着，沿着永定门火车站旁边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艰难地往最高院来访接待室颠簸。他指着轮椅下的路面，苦涩地笑着对随行采访的记者说：“我走过的上访路，比它还艰难。”
为了执行生效的判决，5年里，他几十次在宜兴、9次去南京上访，一开始，还能听到几句同情，后来信访接待员的回答千篇一律：“我们管不了。”在检察院上访时，一个接待员是这么说的：哪个法官动了乡政府的“奶酪”，就等于为自己当不成法官打下了伏笔！他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决定移师北京。原来，撞他的那辆车是乡政府手下一个纺织厂的，这个厂在出事前就破产了，法院判决乡政府承担“垫付”责任。
在16号接谈室，本已完成当天接待任务的法官老金接待了他们。按照程序，他要先在窗口排队领号，然后才能依次被叫进接谈室接谈。南京没给他白纸黑字，他到北京是“越级”。
张建平把案子审判中的问题、法官的不正之风、执行问题一股脑反映给老金，老金则希望他明确提出要求——或再审、或催执行。双方意见不统一，张建平和老金争执上了。下班时间早已过去，整个接待处已空空荡荡，这场“争执”还未结束。最终，张建平再次从信访处拿到一张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字样的便函。离开的时候，他对我们说：“对不起，让你们白跑了一趟。”我们看到的是他失望的眼神。
有人向他透露窍门：如果拿到一个带编号的函，就表明案件属最高法院督办的性质。
他不甘心，第二天又坐到了窗口前。这次，他从另一个法官那里拿到另一张介绍函，尺寸比原来大了一点，打印好的固定格式上加了一句话：“申诉人系残疾人，请予以妥善解决，勿使其再次来京上访。”
再次回到江苏后，张建平打往编辑部的电话依旧不断。其中一次说：省人大搞了个领导接待日，他错过了时间，就等在机关大门口想见领导一面，结果差点被送进收容所。
每次上访，张建平都在想：我这么一个残疾人，反映的情况再清楚不过，总该有人管吧！直到最近，他才明白，自己那30来万块钱的执行问题，在最高院的信访案件中是小事一桩。最高院只留下重大问题进行处理，自己的案子和大多数案子一样，被按照惯例“分流”到了地方。
因为无奈，我们很怕接听张建平的电话。我们多么希望他的遭遇只是一个个案！
从博士到孤儿，人人都有难念的经
2002年初夏，烈日炎炎，记者再次来到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
听说我们是记者，一群衣衫破旧的上访人眼里放着光，把我们团团围在了中间。
和每个上访人一样，来自内蒙的刘素清老太太头上包着一条毛巾，她的表达能力特别强。她说，几年前，她含辛茹苦供养到大学毕业的儿子本来准备出国,签证都拿到手了，却不明不白死在了他人手里，由于有关部门“对坏人的处理太轻”，她加入了上访人群。
张玉兰老太太家在辽宁盘锦市，也是为儿子的事上访的。她说，1997年的一天，儿媳妇从自家坠楼死亡，公安机关认为是被她的儿子郑凯推下了楼。因为“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 盘锦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处提出对郑凯“存疑不起诉”，但检察委员会作出了提起公诉的决定。这样，郑凯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由于不相信儿子杀人，张玉兰背着一兜子材料，加入了上访者的行列，并发誓“走遍天涯海角，哪怕还有一滴血，也要讨回公道”。
刘卫民是个没拿到学位的博士。 2002年6月3日，他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状告教育部的诉状后，次日便来到最高法院信访处。他告诉记者，10年前，他在位于无锡的一所大学读博士时，由于举报同学把公物据为己有的行为而与对方结怨。后来，他们打了一架，刘卫民为此得了个记大过处分。按照学校的规定，他失去了获得博士学位的资格，只好提出了退学申请。他对自己因为“举报坏人坏事”而落得如此下场，难以释怀，从1992年事发不久就开始向教育部等部门反映问题，要求学校“还我学位、还我清白”。但是，在10年里他来北京7趟，问题最终没能解决。于是，他想到要打一场行政诉讼，状告教育部，诉讼请求之一就是：“判令被告对原告的申诉予以受理，并限期作出处理决定”。
上访人反映的问题，一位资深信访接待员用4个字概括：千奇百怪！
从公安部信访办的情况看，大多数上访人来自农村，他们没多少文化，对法律知之甚少，遇到问题“没‘关系’找门路，也没钱打官司”。多数人感情朴素，“不信共产党的天下没有说理的地方”。基层的信访部门不解决问题，就到上面找“青天”，不少人就是这样一步步找到了北京。
张玉兰最初只在省内上访，直到有一天省高院一个接待员对她说：“错就错了，法院能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上边不批，下边不管。”她才“如梦初醒”，从此开始往北京跑。4年当中，先后往北京跑了15趟。但北京管着全国，不是每个问题都管得了，大多数上访问题被批转回了当地，上访人也就跟着批转函件走，当地解决不了再到北京来，上访人就这样不由自主地陷入一个从起点回到起点的怪圈里。
刘为民说自己1/3时间上访、1/3教学和科研、1/3联系科研经费，他自嘲“兼职上访”。而更多人是“全职上访”，和刘卫民相比，即使问题得到解决，他们也无法再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中去，不少人因上访沦落在城市街头成了拾荒人和乞丐，甚至精神病人。
河北唐山的宋继霞曾经是当地致富的带头人，她和丈夫的食用菌生产和教学培训做得有声有色。突然而至的一场车祸不仅夺去了丈夫的生命和她的健康。对方开着报废车肇事的事实简单明了，但公安机关对车祸官司却久久处理不了。为此，她开始上访。在上访到第7个年头的时候，宋继霞坐在了我们面前。她恳切地说：“我就想把官司赶快了结，拿到点补偿，好继续从前的事业。”编辑部充分行使了舆论监督权利，公安部信访办也大力督促，在2002年春节前，她终于拿到了75000元补偿。
我们长出了一口气。她却来电话说：“那点钱已被债主要光了，你们把我的事情登了吧，我好拿着你们的杂志继续上访。”吃惊之余，我们无言以对。
和宋继霞一样，长期上访已经改变了上访者的思维方式和生活轨迹，不少人甚至心态也与常人迥异，“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的誓言渐渐成为一句空话。
中篇 “批批转转”，信访部门扮演二传手
现在，各级政府都很重视上访问题。上访人多的地方，官员会被打板子。于是，压制上访，也成了新的问题。有的地方不惜雇人守在上访老户的家门前，但上访人不是能压得住的。山东招远的陈学坤和妹妹讨债讨得进了监狱，她的丈夫为她们上访，被当地信访部门个别人打断了腿。陈学坤出狱后，反过来为丈夫上访。招远的警车跟踪至北京，强行把她带上了车，车到天津，她还是以上厕所为名设法跑了。之后，当地有关部门更是三天两头到她家里查看，但不久前，她还是再次到了北京，不过没敢从招远上车，而是翻山越岭，绕了个大弯子从烟台坐车到的北京。
就在陈学坤神出鬼没地在北京上访之时，黑龙江的上访者黄淑荣在2002年6月成了各大媒体报道的新闻人物。这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执著地向当地信访部门反映所在村的土地承包和干部腐败问题，在县信访办认为她反映的问题“大部分属实”的情况下，仍被多次强行关进精神病院。
一些政府部门一心想把上访人控制住，却“忽视”了铲除信访产生的根源。
国家某部委信访办负责人为我们分析了上访产生并激增的根源。他说：“一是百姓的法律意识提高了，过去不懂法，也不敢打官司，现在不一样了；二是腐败引发了大量问题。”他分析认为乡村干部腐败引发了大量问题，根源在于基层政权弱化。公安部信访办负责人则认为：“具体问题处理不好，也是上访产生的根源。比方说，有的地方政府养不活公安局，让公安局自谋生路，公安局就可能用手中的权力敛财。真的出了问题，也根本赔偿不起。”
在采访中发现，上访的问题几乎都出在地方政府和官员身上。据了解，到公安部上访的问题出自基层公安部门、到最高人民法院上访的问题主要是案件申诉——包括判决不公和法官徇私舞弊。
更高级别的政府或官员成了“青天”，然而，如果不铲除问题一再产生的温床——比如司法腐败，“青天”必定会被更多的各种上访湮没。
山西省忻州市的张芳的生活被政府系了个“结”，10年前，当地科委在拆除放射源时，她新婚的丈夫被雇佣。他在工地捡到的一个“钴源”，导致他自己及另外另位亲人丧失了生命，怀孕的妻子张芳和数位亲人被辐射，张芳和孩子侥幸生存下来创造了生命奇迹，但是对他们遭受的伤害当地政府置之不理。她和亲人后来打赢了官司，可至今也没有得到那笔少得可怜的赔偿，于是，张芳多年来一直是上访众人中的一员。由于政府的“不作为”，许多问题到了信访那里，上访人费上许多周折，个别问题又被信访部门或某个领导批转回来才能得以解决。在这个过程中，“信访”充其量只是个二传手。
下篇 左右为难，信访没有法律地位
2002年5月16日早晨，北京东单一个叫东堂子的胡同。
蓬头垢面的上访人拎着各色各样的破包，从胡同两头陆续聚集，10分钟工夫来了几十人挤在一个四合院门口。这里是公安部信访处办公室的所在地。离8点窗口打开还剩2分钟，一对分别裹在羽绒服和军大衣里在信访办大门前席地而窝的夫妻模样的人不紧不慢地“起床”，熟练地把羽绒服和军大衣卷好放进编织袋里。这时，大门开了，他们和那几十人潮水般涌了进去。
此前，记者在位于东交民巷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来访接待室”和位于永定门火车站旁的“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站”，看到的是同样的景象。据悉，公安部信访办每天接待来访者一二百人，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办的数字也不在此之下。
一个资深信访接待员告诉记者：“和上访人打交道很疲惫，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哭闹声中的难题与无奈
5月16日这天，公安部信访办，在数十名上访人认真填表等待接谈时。信访办主任、这位有着26年资历的“老信访”，在办公室接受我们的采访。
突然，一阵猛烈的哭闹声从接待窗口传过来。主任无奈地笑笑：“每天都这样。”
哭闹的上访人来自全国各地，而河南、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北历来是上访大省。上访大省的形成有种种原因，主任分析说，比如河南人口基数大、历史上就爱找“包公”；河北离北京比石家庄还近。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发达，发生纠纷后，当事人一般都会选择诉讼，很少千里迢迢来上访。他坦率地说：“上访人数的多少，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执法情况。上访量大的地方公安机关执法不严、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办理关系案、人情案的情况也相对相对严重。”
公安部信访办每年还有五六万件“上访信”需要他们处理。每封来信都要进行微机登记：不属于公安部门管辖的问题，转交相应的管辖部门；属于公安部门管辖的，并且确定需要由公安部进行督办的，工作人员会根据问题性质以及严重程度给各省公安厅直接发函并监督处理。对待群众的来访，处理程序与来信基本相同。对属于公安部门管辖的案件，信访工作人员会区分情况做不同处理：向下级公安部门发函要求及时处理、案情严重需要各省公安厅将初访查报单反馈并报告书面处理材料、不属于公安部门过错责任需要对群众劝返做思想工作、对越级上访需要开介绍信到各省信访处。
他们还会将上述信访信息以《来信来访摘要》等形式反馈给公安部领导。
这里的一个信访接待员在接受采访时说：“坐在信访接待窗口前，什么问题都可能遇到。刑事、治安、消防、外事……公安有的业务都会有，公安系统没有的也会有。”这些他们都不怕，每个人一颗心整天提着，就怕出个上访人到中南海闹事、去天安门自焚一类的事件。他们知道如果不是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一般人是不会倾家荡产也要上访的。
坐在信访窗口前，以“政府的代表”面对上访人，公安部的信访接待员被骂是家常便饭，有的人被上访人打过耳光。
“我们有替人受气的痛苦，却没有替人解决问题的权力。有的上访人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我们对他们也非常同情，但问题还得出问题的政府有关部门解决。”一个信访接待员说这话时，满脸无奈。
公安部信访办主任说：“这个问题得从两个方面看，一种无奈是有的问题目前没有办法解决，比如被杀、被抢、被盗案件，上访人虽然损失惨重，要求破案，但有的案件就是破不了；另一种情况是，有的公安机关明明有问题，但就是拖着不解决。就拿公安部来说，我们要求下面解决问题还好说，如果是本单位的信访要求他的局长解决问题又是一种情况。纠正别人容易纠正自己难呀！”
《郑州晚报》记者殷新生作为上访人知名度很高。他在采访一起拐卖儿童案时，对他认为的嫌疑人进行了举报，结果被郑州市检察院以诬告陷害罪批捕，在监狱里被关了9个多月。他的案子被称为“中国最大的迫害记者案”。后来，迫于多方压力，检察院对他的案子做出了“免予起诉”的处理。殷新生解决不接受这一结果。于是，从1989年事情发生至今的十多年里，他一直在为推翻头上的“罪名”而上访。
他上访到全国人大信访办时，问题受到重视。他们曾几次派人去河南，把案卷调来，并写下了长达万余字的调查报告，得出此案是“冤案”的结论。信访的投入和关注程度足够大了，但是，郑州市检察院在针对信访报告写出一份说明自己“正确”的报告后，一切又回到了从前——信访的介入和结论什么都没有改变！
和殷新生一样，普通百姓觉得案子错了找信访、告状无门找信访……把解脱人生困境的希望寄托在信访的上访人不知有多少。
问题到了信访机构后，如果政府那边不解决，上访人就会指责你与“政府”官官相护。信访就这样陷入了“一方面要满足政府要求，另一方面要满足百姓要求”，结果两头不讨好的尴尬境地。
把黄淑荣关进精神病院的黑龙江省绥棱县信访办，因“如此这般为政府排忧解难”而饱受抨击。可有谁想过它的尴尬，政府不出面解决黄淑荣反映的问题，信访虽然认定“反映问题基本属实”却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力，问题不解决黄淑荣得不到满意结果只能继续上访，而她上访又被政府认为信访部门的工作没做好影响了自己的“光辉形象”，两难中的信访，要么得罪政府要么得罪百姓一方。
信访之门不能关
有中国特色的信访走到今天，在不同时期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对信访工作了如指掌的公安部信访办主任介绍说：“我国的信访是从有人给领导人写信反映问题、提建议开始的。在延安的时候，就有人给毛主席写信提建议。起初，领导人自己处理来信，后来随着政权的建立，提建议的多起来，就建立了个秘书室，专门处理来信。”
1950年，新中国建立之初，党中央把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撤销，成立了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专门负责处理人民群众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件，接待上访群众。1950年11月，党中央作出规定，要求“各地的中央区、省委、地委设立处理信件的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并建立起登记、研究、转办、检查、留案等必要的制度。”1951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也规定：“县（市）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均须责成一定部门，在原编制内指定专人，负责处理人民群众来信，设立问事处或接待室，接见人民群众”。根据党中央和政务院的指示，许多地方设立了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机构和专职干部。
信访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信访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处理人民来信，发展到今天，发生了重大变化，内涵也变化了许多。各种社会矛盾都会在信访窗口积聚，处理信访“事关稳定”。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信访发挥了空前重要的作用。当时的公安部信访办有信访干部70多人，每天都有三四百人排队等候冤假错案的纠正。从那时起，人们对信访部门的心理定位成为“纠正错案”。其实，公安部在今天给信访确定了四项任务：对机关内部进行监督；接收民间信息向领导反馈；给百姓办实事，排忧解难；维护社会稳定。
信访的任务变了，手段却没变。各级信访部门最常用的解决问题方法是“批批转转”。
“博士”刘卫民在上访路上奔波了10年之后，走上来诉讼之路，要把教育部告上法庭。他被迫退学后，一直上访。全国人大、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轻工总会……该反映的不该反映的地方都找了，结果后来才知道，他的上访信无一例外地被转到了教育部。问题最终没能得到处理，他“就被逼上打官司这条路”。
在北京各个信访处的门前，随时都可以看见和刘卫民一样上访了几年甚至10年以上的老上访户，与他们的“不屈不挠”相对应的便是信访办的“批批转转”。
收到来信转出去，群众来访推出去。这种简单的方法使得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上访人发现转了个圈子后一切都回到了原地。结果造成信访人越来越多，问题越积越多越难解决的“恶性循环”。也有信访部门摸到了“只要领导重视，问题就能解决”的脉，把握住了处理问题最有力的“武器”还是“长官意志”。结果，从中央到地方，几乎都是靠“领导接待日”、“领导包案制”、“领导责任制”，在开展信访工作。
公安部信访办一把手就是抓住“领导重视”这一点，近年内在全国范围内解决了一批积案。但是，他认为：“长期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有人指出，在一个法制社会，信访部门的存在本身就“不是个办法”。因为个别政府机构和官员损害了百姓的利益，百姓可以通过诉讼去告他们，而处理案子本是执法部门的事。应该把上访的“洪流”引入正常的渠道，把信访的门关上。
理论上可以这么说，现实中还无法这么做。
仍以公安部为例，仅在2000年全国公安系统就花大力气清理了30000名“上访老户”。之后，就采取各种措施一次性解决上访问题，但是，由于上访问题层出不穷，仅到公安部上访的人次每年仍保持在五六万。“对化解各种矛盾，信访起着很大作用，不然，上访人数滚雪球似的，不知会滚多大。”公安部信访办主任说。
不要领导批条子，只要《信访法》
信访这扇门不能关，就得好好开着。但是，由于自己都弄不明白法律赋予了自己什么权力，“好好开着”只能是一句空话。
“信访在法律上是什么角色？”
面对这个问题，在公安部信访处做了长达9年之久信访接待工作的靳文琪处长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他说：“就拿我们公安部信访办来说，实际上是刑事案、治安案都过问，像个督察部门。”
面对同样的问题，靳文琪的上司笑了笑说：“因为国家没有立法，《国务院信访条例》是惟一的‘法律’，也是程序上的规定。虽然各个部门有自己的规章，但是法律地位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他还介绍说：国家最初把信访定位在秘书性，现在因性质定位不明，机构设置没有依据，五花八门，公安部叫信访办，有的叫信访处，有的叫信访科，规格上也不一样。
因为没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即使为老百姓做了大量实事的公安部信访办的地位也很尴尬。接受我们采访的上访人陈学坤，居然持有公安部写给当地公安机关的介绍函。我们大为吃惊：“这个怎么在你手里呢？”“他们不要，我不留着怎么办？”她神情激动地反问。为丈夫挨打的事，她到公安部上访时，从被她称为“公安部领导”的信访接待员手中拿到这封介绍函后，她双手递到了烟台市公安局信访接待人员面前：“这是公安部给的。”谁知，对方竟勃然大怒：“公安部？公安部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个信访办公室吗？”
不明确的地位直接影响到处理问题的效果。我们问手里拿着若干张最高人民法院开给基层法院的介绍函的张玉兰：“一次次上访，对你反映的事情有什么帮助吗？”“也不能说一点用都没有。上访了几年后，2001年5月，法院对我儿子的案子立案复查了。只是过了1年了，复查没有结果。”她再一次来到最高人民法院上访。
如果有一部法律，把信访机构的职责规定得很明确，信访办就可以“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了，反之，谁没有履行职责，张玉兰就不用到最高级别的信访机构一次次撞大运了，而是可以到法院起诉应该为她解决问题的那个信访机构。
每次国家信访局开会，大家都呼吁尽快制定一部信访法。公安部信访办主任希望未来的《信访法》能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解决定位问题，明确规定信访的性质，是监督还是什么？现在他们做工作由于不是法定的，其实只能说是“商量”，商量来商量去，对方不解决问题我们也没办法，有了法，你再不解决就是违法。
他还希望《信访法》对上访人的行为进行规范：“现在的上访人碰不得，上火车不买票，大喊一声‘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人家就拿他们没办法。现在的赴京上访热也是急需规范的问题，上访人直接上中央不仅对上面的信访部门有压力，大量问题涌到上面根本无法全部解决，就拿公安部来说，一年直接解决的问题也就2000多件。”
他认为立法还能把“领导说了算”变成法律说了算，现在是领导重视就行，有了法律靠法律就行了。
据说，《信访法》已在酝酿之中，但愿有朝一日它能把苦难的信访从窘境中解放出来。
编者注：张建平一再打电话过来，希望我们在文后注明（请新闻媒体调查采访一个截瘫人9次到南京，2次到北京上访的真相及内幕）,同时他留下了他的联系电话：0510--75817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