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裁决书为他讨回说法，执行却又搁浅，只因为被执行方是公安局。

　　到法院要求执行自己的案子，已成了36岁的吴如新数年来日常生活中的一件事情。

　　2003年2月17日上午，吴如新照例来到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记者记录下了他与法官的一番对话——

　　“法官，我的案子拖了这几年，什么时间才能执行？”

　　“如果被执行人不是公安局，我们早就执结了。”

　　“难道公安局就可以不执行法律吗？”

　　“我们早已下达了《限期执行通知书》，并多次进行过交涉，他们不履行，我们也没有办法。”

　　“法律不是有规定，对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法院应当采取措施强制执行吗？”

　　“难道你不知道公安局是执法单位？谁敢啃这块‘硬骨头’？”

　　“这样说来，我的案子就没法执行了？”

　　“现在执行不了的案子多的是，我们这里也不少。执行难在全国很普遍。你可以向有关部门反映嘛，我们确实难执行。”

　　“那么，法律的尊严在哪里？我的合法权益谁来保护？”

　　“我也不清楚……”

　　警员遭意外解聘

　　1988年，是吴如新难以忘怀的一年。怀着对事业的一腔热情，年仅22岁的吴如新踏进了贵州省凯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从工作那天起，他就抱着立志为公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而努力着。在刻苦钻研业务知识的同时，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公安管理大专课程，并取得了文凭。除此之外，他还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获嘉奖。一次，他偶遇一起特大交通事故，先后从冰冷的河水中救出15名伤员，在给他的请功报告里这样写道：“这使我们感到：作为交警，他的责任感是那么强，人格是这样的高尚，伤员感谢他，天柱县人民感谢他。”由于他工作成绩突出，经常受到上级部门和新闻单位的通报表扬。可是，数年之后，这里却成了他刻骨铭心的伤心地。

　　1996年5月10日，吴如新像往常一样，在接到市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的报案后，迅速驱车前往事发现场，并对现场作了认真勘查。此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事故是他从警8年来最后处理的一起案件。当他返回办公室时，被突然告知：市公安局已下文将他解聘。

　　事发突然，吴如新一时懵了。他对记者说：“我是经市政府下文，由市人事劳动局严格考试、考核后，被正式录用的民警，怎么说解聘就解聘了？”

　　经调查，市公安局处理吴如新的理由有两点：“1994年8月31日，吴处理驾驶员杨某的汽车肇事时，不秉公执法，随意裁定责任者，受害者不服，使此案久拖不决；1995年10月23日，吴处理另一起交通事故时，不作立案登记，不向事故处理科领导汇报，擅自保管肇事者交付伤员的治疗费1000元，影响伤者治疗时间。”

　　对此，吴回忆说，按照交通法规有关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对责任认定不服，可在15日内依法向上一级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申请重新认定；在另外一起事故中向肇事者收取的1000元，是按当时队里规定，为确保案件顺利处理，在放行肇事车辆时所收的押金，并开具了凭证。所以，不存在“不秉公执法”和“擅自收押金”的问题。

　　官司赢了，执行难了

　　起初，吴如新先是向有关部门提出对处理结果进行复核。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1996年6月2日，他向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6月29日，仲裁委以“不符合受案范围”为由，下达了《不予受理通知书》。据仲裁委相关人员回忆：“当时之所以没有受理此案，是由于公安局隐瞒了吴如新的录用程序。”

　　此后，吴如新便踏上了艰难的申诉、上访之路，他决心要为自己讨回一个说法。

　　然而，一次次的希望与失望，让他心力交瘁，欲哭无泪。他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原国家劳动部、贵州省劳动厅、人事厅、公安厅以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大、州公安局对他的遭遇十分关心，分别作了相关批示。

　　1999年6月，凯里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重新受理了此案，并开庭进行了审理。12月28日下达了仲裁裁决书。

　　裁决书认定：“凯里市公安局单方解聘吴如新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凿，理由不充分，应予纠正。”为此，根据《劳动法》及其相关规定作出如下裁决：“撤销凯里市公安局作出的《解聘决定》；恢复吴如新工作，享受同期录用人员待遇；由凯里市公安局补发吴如新自1996年4月至1999年12月的基本生活费。”

　　对于这份裁决书，吴如新认为虽然没有得到全额赔偿，更主要的是没有赔偿他的工资，但“历时4年艰难而又漫长的申诉，自己已心力交瘁，负债累累，也就认了”。

　　他原以为，为自己讨回说法的裁决书可以算是一粒定心丸，自己的冤屈可以告一段落了。但他错了。裁决生效近半年，却未见公安局自觉履行法律所确定的义务。

　　2000年5月16日，吴如新向市法院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书，交了执行费。随后法院向市公安局下达了《限期执行通知书》，但公安局不予理睬。此后一年多时间，市法院多次与公安局交涉，均一无所获。

　　其间，黄副院长曾书面和口头分别向省政法委、公安厅及当地有关部门和领导作了汇报。市公安局依然置有关“招呼”不顾，始终拒不执行。

　　2001年8月，市法院向黔东南州中级法院请示提级执行。时任州中院执行局的吴局长和石副局长说：“市公安局与我们在一个地区，又是执法单位，我们啃不了这块‘硬骨头’，即使市公安局拒不执行，也不能拘留他们的局长。”还说：“类似涉及‘要害’部门的案子，也不只这一起。这样的‘执行难’案件，从全国范围来看，也并不少见。”当吴如新提出，如果执行有困难，应逐级上报至省高院时，遭拒。

　　12月28日，州中院将案卷发回市法院，并指令依法执行。当吴如新找到市法院负责执行此案的王法官时，王说：“不好强制执行。”

　　万般无奈之下，吴如新想到了申请国家赔偿。依照法律程序，2002年7月4日，吴如新先向凯里市法院提出司法赔偿申请，要求确认执行工作局不行使权力的行为违法，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6万余元。但申请书到了市法院两个多月，未见答复。

　　9月22日，吴又向州中院递交了第二份司法赔偿申请书。12月28日，中院复函称“不属于受案范围，不予受理”。据一位法官介绍：即使赔偿委员会作出了赔偿决定，执行起来也相当困难，因为《国家赔偿法》只规定了赔偿义务机关，没有具体的强制执行措施。

　　“法律的执行者要尽到义务”

　　对此案的“执行难”问题，有关法律人士认为：“司法最后救济的方式是法理使然，任何人受到非法侵害都可以通过司法救济的方式求得公正。法院不仅要行使好审判权，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将执行权行使到位。因为生效法律文书之所以更具威慑力，就在于它背后依附的是国家强制力。如果连生效的法律文书都可以打折扣，那这个社会公平、公正的程序就会受到极大伤害。因此，要杜绝生效法律文书在执行上打折扣的问题，必须完善我们的执行制度。”

　　一位律师说，此案反映出来的问题值得深思。当今社会都在呼唤司法公正，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法院都得不到保护的话，势必会影响法律的尊严与正义。

　　云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田成有认为，一起简单的执行案件，仅仅因为被执行一方是公安局，法院便以种种“理由”不予执行，确实令人费解。更为可怕的是，一旦人们对法律失去了信心，产生的后果将是无法设想的。因此，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必须要看到“执行难”带来的负面影响，切实尽到自己的义务。

　　等待结果

　　尽管此案经7年多还没有一个结果，但各级有关部门及领导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吴如新的声援：

　　贵州省政法委曾6次将此案批转相关部门处理；贵州省公安厅政治部、纪委4次督办此案；黔东南州人大两次作过批示；贵州省公安厅副厅长文明铣作了批示，并亲自过问此案；黔东南州公安局局长许德璋3次接待过吴如新，并指示市公安局认真处理；凯里市人大主任李仁和多次督办；凯里市原政法委书记龙兴安亲自过问；凯里市政府原副市长杨胜美作了重要批示；许多新闻媒体对此事也进行了报道。

　　为了进一步了解此案的“执行难”问题，记者曾试图采访当地法院和公安局，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如今，已过去了7年多时间。为打这场官司，吴如新四处奔走，已被折腾得满头白发，人也瘦得不成样子，还欠下了3万余元的债务。

　　由于没有钱请律师，他自学了法律，现在已是一名法律工作者。“作为一个稍懂一点法律的我来说，打这场官司都是这样难，换成普通百姓，那就更难了。”他向记者表示，再难也要把官司打到底。

　　记者在发稿时获悉：此案引起了贵州省政法委、公安厅、黔东南州公安局的高度重视，已派督察组督办此案，凯里市人大已将此案纳入了监督程序。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3年4月下）(记者 浦绍猛 通讯员 齐白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