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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公民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虽然“见义勇退”、“见义勇避”、见义而“袖手旁观”的现象频频见于报端，但见义勇为的英雄也大量涌现。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是，许多见义勇为的英雄们一旦牺牲、致伤、致残、丧失劳动，其本人及家庭的生活就会陷入困境。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英雄们及其家人需要一种在法律保护下的、系统周密而连续持久的关爱和照顾。虽然以各级、各地见义勇为基金会、协会为代表的各种团体、机构和个人都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但与现实的要求存在相当距离，许多流血的英雄仍然在流泪。
英雄不是“苦行僧”——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沉重而又严肃的问题：今天，你还见义勇为吗？
英雄席爱凄惨地说：我过不下去了……
走近席爱
走进太原老城东仓巷２５号院，一排排平房映入眼帘，席爱家就在这个院子的西南一隅。顺着院中在现代城市里很难一见的黄土路，拐了几个小弯，记者的眼前出现了一棵有点粗壮的槐树，按照电话中席爱的指向，那棵槐树底下就是他的家了。
槐树所在的小院里住着三户人家，属于席爱暂住的原本是一间十余平米的小屋，大约是几十年前的建筑了。那是几间青砖瓦房中最东边的一间，岁月的印痕在屋内屋外随处可见。几年前要结婚的时候，席爱不得不在这间小屋的东边搭建了一间差不多同样面积的小屋，然后再把它一分为二，分别做了自家的厨房和卧室。
小屋里现在住了三口人，也是三代人，除了席爱，还有他的老母亲和他刚满两岁的儿子。
席爱，３６岁的年纪，一米八的身高，有些偏瘦，山西省左云县小京庄乡下泥河村人，１９８６年当兵，１９８８年入党，１９９８年转业到太原市煤气化公司通勤车队工作，但现在他的工作不再是开车，而是在门房看门。
席爱的右手残疾，那是１９９４年在部队执行任务时不幸被镙丝刀扎穿留下的。
还不只这些，３月份一家医院对他的诊断结果是：颈椎有神经压迫症状，属于肌肉组织小关节损伤，如久拖不治，重则导致瘫痪，轻则影响日常生活。另外，席爱右手尺神经正中神经陈旧性损伤，表现为持物不能，举臂困难。
颈椎处的问题是在一次与歹徒的搏斗中留下的。
我们见到他时，他的右手还打着绷带，就在前一个星期，他残疾的右手又做了一次手术，这已是他第五次接受这样的手术治疗。
英雄的事迹
这么多年来，席爱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救人于危难之际：
１９８３年，左云县潘家窑煤矿，一老者掉入粉煤机。危难时刻，席爱及时出手，将老人拉出。老人虽然失去了一只脚，但保住了命。
１９９２年冬，太原市市民刘瑞琴一家三口煤气中毒昏迷，碰巧路过的席爱发现后及时将其送至医院抢救，并从银行取出自己的积蓄为这一家人支付了医药费，使这家人死里逃生。
１９９３年冬，长治市一户人家失火，席爱踹开房门，冒着生命危险把已经被大火烤得烫手、随时可能爆炸的煤气罐抱了出来，避免了一场连续爆炸的恶性事件。
１９９４年，席爱探亲乘长途汽车路经大同燕子山，遭遇三名持刀劫匪在车上抢劫，他和两名便衣警察一起将歹徒制服，搏斗中，席爱的脖子软组织严重损伤，因没有及时治疗遗留下了颈椎增生的毛病。
１９９５年４月，太原市五一路，五台县二建公司会计刘仙梅装有巨额现金和一本空白支票的皮包被抢，席爱一口气追出二百多米将歹徒擒获。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晋北怀仁县境内发生一起车祸，两名伤者倒在血泊中，执行任务路经此地的席爱立即停车把伤者送往医院急救，被救的生还者在席爱面前长跪不起，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至今，他还义务照顾着一位脑瘫患者，已经坚持了十余年……
还是在部队服役期间，席爱就先后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被共青团山西省委授予“新长征突击手”称号，荣获“山西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二等奖”，并多次被评为学雷锋标兵，山西省军区还于１９９５年发文，号召全省干部战士向席爱同志学习。
中央电视台、《解放军报》《山西日报》、山西电视台、黄河电视台、太原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均对他的事迹有过报道。
艰辛与坎坷
但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人物，从１９９４年起，命运却开始不停地折磨他：
１９９４年，在部队执行任务时，席爱不幸被镙丝刀扎穿右手手腕，因此而成三等甲级残废；
同样是１９９４年，在与歹徒搏斗时脖子软组织受伤，因没有及时治疗留下了颈椎增生的毛病；
１９９９年年初，父亲病故，除了失去亲人的痛苦，还留给他三万多元因治病和处理后事借下的外债；
２０００年４月，妻子在分娩时因羊水栓塞于当晚去世；
……
在席爱家采访，记者深感其生活的艰辛。
在那间山西省军区特许席爱继续居住的小屋内，最值钱的是一台旧电视，它是席爱几个月前花两百元钱从旧货市场上买回来的。而放电视的“电视柜”甚至还是部队里淘汰下来的着了一层橄榄绿的炮弹箱。在炮弹箱与地面之间，则是用来支撑的砖头。
结婚的时候，席爱曾把里外两间屋简单收拾了一下，也添置了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物件，但后来，电视机卖了、洗衣机卖了、电冰箱也卖了，“能卖的都卖了！”席爱无奈地对记者说。
妻子病逝后，席爱把母亲从老家接到太原帮他看孩子，但母亲有严重的肾病，不发病时可以顾家，一旦发病，席爱还得照顾母亲。
席爱原来作司机时一个月大约能挣个七八百元钱，现在一个月只能挣到五六百元，他自己的颈椎增生一个月要花三百余元，老母亲严重的肾病一个月也需要二百余元，还有三口人的生活费。有时孩子还要打针吃药。老父亲去世后留下的三万多元的外债还没有还。
几年来，以山西省见义勇为协会为代表的许多团体和个人都对席爱给予了关爱和照顾，席爱对此也心存感激。但这些还很难让他摆脱困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席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过不下去了！
听着让人心酸。
想往与失望
１９９５年被席爱见义勇为挽回巨额损失的刘仙梅曾经让席爱无偿居住自家的房子。后来，老母亲对席爱说，你只为人家做了一点小事，住人家的房子不好。人家的房子要是租出去，一个月少说也能挣好几百的房租。住了一阵后，席爱又搬回了东仓巷２５号院自己那早已经被列为危房的小屋内。前不久，刘仙梅又买了一部小灵通手机送给了席爱。
说起这些，席爱很有些激动：“我不是为了图什么回报才做这些事的。”
通过对他的采访，笔者也深信这一点。
但生活的窘迫让席爱不得不找单位找有关部门，为的是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而且，按照国家和省里的有关政策规章，作为二等功获得者，作为山西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有些问题确实是可以解决，也应该解决的。
比如住房问题，到单位上班已经好几年了，单位也曾经许诺给解决，但时至今日，席爱一家三口依然住在那很有些残破的小屋内。
原先，他在单位开的是通勤车，天天早早就得到单位，而单位离家有十几公里远，为了每天早晨６：３０准时发车，他每天早早起床，骑着四五十分钟的自行车往单位赶，天天风雨无阻。现在，他当门卫，工作轻松了一些，但对席爱来说，如果能多挣点钱，他宁愿自己天天再辛苦些。他确实太难了。
“我对单位有些寒心了”，席爱很无奈。
谁来关爱这个特殊群体
见义勇为者群体的现状
采访了席爱，让记者感到很沉重。这样一个屡屡见义勇为的英雄人物落得如此境遇，到底是为什么呢？
山西省见义勇为协会副秘书长刘天明说，有１／３的见义勇为人员牺牲或受伤丧失劳动能力后，家庭生活便陷入困顿，许多他们的孩子因此失学。另据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于２００１年年初对历届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中６４位烈士的家庭及子女就学状况进行的调查，结果令人心酸：６４位烈士家庭中，４２家相当困难，人均月收入不足２００元，２９名烈士子女因困难辍学、失学。据了解，这些见义勇为烈士家庭长期不能脱贫，而且数量每年都在增加，２０００年比上年增加了１１户。
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晏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时忧心忡忡地说：“这种情况在全国相当普遍，不仅仅是见义勇为的烈士，还有很多见义勇为者由于失去劳动能力，生活也得不到保证。我们基金会只是一个社会团体，能力十分有限，只能对每年国家评选的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给予一次性的奖励，不能照顾到更多的见义勇为者。”
记者在一份名单中发现，多数烈士都是家中的唯一劳动力。尤其是一些农村家庭，在烈士牺牲后，无任何经济来源，单靠政府补助，生活极其困难。一些见义勇为者的家庭虽然由政府解决了城市户口，但因没有一技之长，至今还挣扎在贫困线上。
仔细想来，席爱在与之同样的人群中又算是比较幸运的，毕竟有那么多的媒体在关注他，还能使他得到一定的救助，虽然目前他得到的救助仍然很有限，但对于更多的像他这样的人来说，由于缺乏关注，恐怕很难得到同样的救助。
显然，这是一个需要社会关爱的特殊群体。但该由谁去关爱呢？由谁来承担这样的责任呢？
访山西省见义勇为协会
关爱见义勇为者及他们的亲人，各地见义勇为基金会、协会也许应该是首当其冲的，按照这样的思路，笔者走访了山西省见义勇为协会。但采访到的情况让笔者更感担心。
山西省见义勇为协会成立于１９９３年８月，目前在山西省公安厅的老办公楼内办公。据该协会副秘书长刘天明介绍说，山西省见义勇为协会是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的精神而成立的。成立几年来，该协会共表彰奖励见义勇为先进分子３６７名，模范家庭５个，先进群体７个，见义勇为先进工作者８人，见义勇为工作先进单位４个，关心、支持见义勇为工作先进单位１０个，看望、慰问见义勇为伤残人员和牺牲家属、子女三十余名。并向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推荐出席全国表彰的见义勇为先进分子２３名，共发放奖励金、慰问金、抚恤金、困难补助金和助学金近百万元。因出色的工作成绩，山西省见义勇为协会还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综治委、公安部、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的褒奖，成为获“全国见义勇为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的十家单位之一。
应该说，山西省见义勇为协会的工作算是很不错的。然而，据刘天明介绍，协会见义勇为基金十分短缺。按国家规定，基金本金不能挪用，只能用本金的增值部分进行奖励、慰问等开支。“可银行几次降息，现在的利息连维持日常办公都很困难。”
由于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地的见义勇为基金也各不相同，差别很大。刘天明认为，经费问题是制约山西省见义勇为事业发展的瓶颈。面临资金短缺的困难，不得不拿出相当多的精力去筹钱。而山西省地处内陆，经济状况难言理想，虽然协会工作人员很努力，但见义勇为基金却一直没有很大的增长。由于基金有限，使山西省见义勇为协会原定一年一次的表彰大会只能两年召开一次。表彰见义勇为先进人物的奖金力度不够大。沿海一些基金丰厚的省份对牺牲的见义勇为人员每人奖励已达到几万元，而山西省仅有数千元。对此，刘天明也很无奈。
几年来，为有效保障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山西省见义勇为协会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先后与各有关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对见义勇为的考生予以降分录取的通知》《关于对见义勇为者在劳动、工资和享受社会保险等方面给予奖励的通知》，特别是山西省人民政府于１９９８年６月颁布实施的《山西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人员规定》，对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规章上的依据。
但有了这些就够了吗？
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由于资金、办公条件、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原因，山西省见义勇为协会对于见义勇为群体的组织和管理还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在那里，记者只能看到近两三年受表彰的一些见义勇为者的资料，更早的，或表彰范围以外的见义勇为者的情况，协会也拿不出来。刘天明无奈地告诉记者，他早就想建立一个全省范围的见义勇为者动态情况数据库，以便对这个特殊群体进行动态跟踪，及时发现困难，解决问题。但一方面，各地市的分会很不健全，动态资料的搜集目前根本不可能做到，另一方面，数据库联网所需要的资金更无从落实。
可以看出，基金会也好，协会也罢，对见义勇为者的表彰与鼓励目前还只能停留在典型式、脉冲式的水平，还不能系统周密而连续持久地对这个特殊群体进行关爱和照顾。
我们的社会氛围
几年前，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曾经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真实故事，而类似的事情实际上早已经在许多人的周围发生过，而时至今日，这样的事还在不断地在许多人周围发生。
应该说，见义勇为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已有之。从古而今，任何一个时代都少不了见义勇为者的身影。古时行侠仗义、“替天行道”的义士其实就是今时的见义勇为者，只是当时还没有这种叫法而已。
但时下的社会气氛似乎正在让见义勇为这一传统美德丧失。山西省法学会副会长、法学教授孙广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见义勇为，但“见义勇退”者、“见义勇避”者、见义而“袖手旁观”者在当前社会上也是相当多的。
据《扬子晚报》报道，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１日凌晨，江苏睢宁县４０岁的居民孙超回家途中被一辆大客车撞成重伤后又被车轮压住腹部，虽然孙凄厉的惨叫声划破夜空，但该车司机和车上２８名乘客却无动于衷，没有一人下车相救，任凭他在车轮下惨叫，直到交警赶到现场。
据新华网宁夏频道２００２年１月９日报道，一对年轻夫妻在银川大街上奋力追盗贼，周围五六十人竟袖手旁观，结果盗贼从容溜走。
据《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７日报道，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３１日下午，宁夏吴忠市某副市长率各级领导分乘九辆车下乡检查工作，车队行至中宁县黄湾桥时，与骑车的１３岁女中学生王萍迎面相遇。王萍为躲避车队，不慎掉进桥下水沟中，沟深流急，几番挣扎终于失踪。当时，领导、司机三十余人在岸上观望，无一人下水救援。
……
我们所处的是怎样的一个社会氛围啊？
一方面我们身边频频出现见义不为的现象；另一方面，许多见义勇为的英雄们又因得不到社会的足够关爱，生活陷入困顿，举步维艰。这让许多见义勇为者很寒心，也让更多的人越来越多地对见义勇为事业望而却步。
如果有一天：有人处于危难之际，我们都会伸出双手给予救助时；当我们每一个人处于危难之际都能够到别人的帮助时，那该多好啊！毫无疑问，所有的人都会憧憬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但目前的现实却离我们的渴望很远。
那么上述现象为什么会发生呢？
孙广华教授分析了这样四个原因：首先是我国目前的吏治状况、官员状况对社会风气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其次是我国目前在社会治理上有缺陷。一个国家的进步应从经济建设、科技建设、法制建设、道德建设四个方面同步进行，道德标准同样是衡量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准，而目前我国在公民道德建设方面显然落在了其它三个方面的后面，对此问题，国家应予以高度重视。
第三是立法不够。据记者查阅到的有关资料，到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全国共有１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了见义勇为的相关法规。地市级颁布相关条例、规定的也有五十余个，山西省人民政府也于１９９８年６月颁布实施了《山西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人员规定》。但孙广华教授认为，山西省这个规定只是个规章，还不能叫法规。而目前全国的普遍情况也是这样，一方面是许多地方还没有相关法规，另一方面是许多有了相关法规的地方其规格还不够高，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这种情况使得广大的见义勇为英雄们不能得到一种系统周密而连续持久的关爱和照顾。
第四是各级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这方面主要是经费的问题。
我们该怎么办
榜样的力量
良好的社会氛围怎样才能建立起来呢？
笔者不由得想起了“榜样的力量”这个说法。孙广华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应该让见义勇为者成为众人效仿的楷模。如果一个见义勇为者能够去鼓励一千甚至一万人加入到见义勇为的行列中去，也许我们向往的那种社会氛围就会很快形成。
而目前的情形是，许多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许多因见义勇为而致残或致死的人员或者他们的家属，生活窘迫。这样的现状不仅难以让更多的人去效仿见义勇为者的行为，反而让更多的人对见义勇为望而却步。
说起“榜样的力量”，我们采访到的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李福祥几年来的经历就颇有说服力。
李福祥，今年４４岁，现就职于山西榆次汇隆集团下属汇隆造纸有限公司保卫科。
就在５年前，李福祥还只是山西省昔县巴州乡巴州村的一位普通农民。但就在１９９７年的４月２４日晚上，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这位普通农民的后半生。那天晚上，李福祥为了制止歹徒对女青年施暴，遭到歹徒的疯狂报复，头部被铁棍击打，颈部被砍伤。事发后，被亲朋飞速送往医院的李福祥经过四个多小时的紧急抢救才脱离危险。后经山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确诊，李福祥的伤情为：喉迫神经损伤、构壮软骨脱位，声图分析仪检查无信号。直到现在，李福祥说话的声音仍然低微嘶哑，无法治愈，时时还有头疼头晕相伴，听力下降，记忆力衰退，成终身残疾。
出院后，连话都说不了的李福祥很痛心：自己做好事救人惨遭不幸，而两名歹徒却一直逍遥法外。他不得不四处告状为自己讨个公道，但多次上访没有结果。在事发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治病带告状，花尽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借了一屁股外债。
出事前，李福祥在巴州村是有名的能人，会种地、会开车、开拖拉机，还在煤矿上干过电工，凭自己勤劳的双手，一家五口人的日子一直过得不错。事发后，李福祥成了残疾人，自家的拖拉机不能开了，家里家外的重活也都不能干了，全家五口的生计问题向他步步逼来。面对家庭困难，当时正读初中的１６岁的大女儿不得不放弃学业到附近的一个花炮厂打工挣钱。
在巴州村，村民们对李福祥的遭遇都深表同情，对两名歹徒的罪行也非常愤怒，但摄于两名歹徒的淫威，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而对于李福祥，好心的乡亲们大多在暗自感叹：“管闲事”管成个这样子……不值啊！
面对这样的窘境，生性好强的李福祥觉得，自已愧对妻子、愧对孩子。想到自己因见义勇为致残，家庭面临破产，肇事者却逍遥法外，李福祥的心都碎了。“我要报仇！”事隔四年后李福祥对记者说。
听到这句话，记者出了一身冷汗。如果照他当时的想法去和两命歹徒玩命，不仅将增加一起血案，更将在当地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李福祥的命运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
１９９８年３月，李福祥作为原晋中地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受到晋中地区的表彰。就是在这次表彰会上，作为赞助者的榆次汇隆工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晋生了解到李福祥的情况后，被他的壮举深深地感动了，同时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我们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啊！”事隔四年多后的今天，谈起当时的场景，李晋生记忆犹新。
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４日，汇隆造纸公司大门前，人头攒动，鼓乐喧天，鞭炮齐鸣，巨大的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见义勇为模范李福祥来汇隆公司安家落户”。公司党委书记孟飞跃亲自到昔阳县把李福祥全家接到了公司。
从这一天起，李福祥彻底告别了一年间“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成了汇隆造纸公司的正式职工，随后，他的妻子、大女儿也被安排到公司上班。造纸公司把一位副经理的里外间办公室给李福祥全家腾出来，还专门搭建了一间小屋做厨房。李福祥尚在读书的小女儿、小儿子也被附近一所小学免费接纳。
四年多来，汇隆公司对其全家热心照顾、呵护有佳。李福祥依然像自己在巴州村时那样，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是汇隆公司的“三好职工”，他们家同时也是汇隆公司的“五好家庭”。由于心情愉快，日子过得好，经过不间断的治疗，李福祥的病情也有了一些好转，现在，他基本上能够用语言跟大家交流。前不久，李福祥一家人搬进了刚刚购买的七十多平方米的楼房。看到李福祥几年来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记者深深感到，以李晋生为首的汇隆公司广大员工是真心诚意地学英雄、爱英雄，并不是为了一时的“做秀”。
“福祥是个好职工”，李晋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李福祥以前是个英雄，这几年来也一直表现不错。他不仅不是企业的包袱，而且是我们企业的巨大资源和财富。他的到来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
老百姓说，好人有好报。李福祥终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县阳县巴州村也因为正气压过了邪气，社会治安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坏人们再也不敢在这里猖狂了。巴州村的乡亲们再谈论起李福祥时，语气中也多了几分羡慕：这个人不简单！
昔阳县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赵争鸣对记者说，李福祥事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见义勇为事件的本身，李福祥事迹极大地鼓舞了全县老百姓的见义勇为热情，全县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见义勇为英雄人物，光是最近几年，昔阳县就涌现出见义勇为个人４４名，先进集体１０名。可以说，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在全县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赵争鸣特别谈到，如果当时没有汇隆公司的“义举”，李福祥可能会是一个截然相反的命运结局，昔阳县十里八乡的社会风气现在究竟如何，就很难想像了。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李福祥是榜样，李晋生更是榜样。
在谈到如何发挥“榜样的力量”时，孙广华教授说，我们应该特别重视因见义勇为行为带来的赡养、抚养、扶养问题，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一定要奖够，对致残者应该养活终身。要让其他人感觉到，自己去见义勇为是值得的。
而汇隆公司接纳李福祥全家的行动，实际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李福祥前后命运的巨变对周围群众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李福祥这个“榜样的力量”可以说是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我们应该感谢汇隆公司，并鼓励更多的公司、更多的人能有这样的举动。
李福祥的故事使记者心中无限感慨。是啊，英雄的血能有多少，能经得住“细水长流”？社会需要李福祥这样的英雄，也需要汇隆公司李晋生这样，对处于困境的见义勇为者进行“见义勇为”的英雄。但是，见义勇为作为一项事业，见义勇为者们作为一个为数众多的英雄群体，仅仅靠李晋生这样的人就够了吗？
孙广华教授认为，我们还需要做更多重要的工作。首先，在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上，也就是在社会治理、官吏治理方面适时调整，要发挥官员、公务员们的“榜样的力量”；
其二是立法问题，必须提升规格，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从而有效地保证见义勇为者的各方面的合法权益；
其三是政府要拨巨额费用，以使见义勇为事业突破经费这一瓶颈。
社会呼唤千千万万个“李福祥”，万万千千个“李晋生”
其实，要发挥“榜样的力量”，让每一位见义勇为者都能像李福祥一样发挥出“榜样的力量”来，从根本上讲还是得有法律保障。虽然近年来我国各地在见义勇为立法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但从整个见义勇为者的群体角度出发，这些显然还是不够的。
席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让记者深有感触，谈到他屡次找单位找有关部门解决问题时，席爱说了这样一句话：“有了文件就好办了”。而他在这里所说的“文件”其实就是指立法。
几年前，席爱曾经拿着《关于对见义勇为者在劳动、工资和享受社会保险等方面给予奖励的通知》就自己的工资问题找过单位，单位最终给他按通知精神升了两级工资（６０元）。但更多的问题并没有给他解决，按照目前的情况看，也很难解决。席爱因右手残疾，曾经多次治疗，单位甚至没有出过一分钱的医药费。
据记者了解，虽然各地陆续颁布了一些相关的法规、规定等，但由于全国性的法规迟迟未能出台，也给各地的立法工作造成了一定的滞后和混乱。各地的立法都是对一个地方而言的，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界定各地都不尽相同，比如有的省市的法规就很明确是针对社会治安的，对勇斗自然灾害的见义勇为者就爱莫能助了。
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晏芳说：“在和平年代，见义勇为行为是很伟大的，他们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据了解，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在几年前就开始呼吁国家为见义勇为者立法。如今，关于见义勇为者保护条例的草案已送达国务院法制局。 但据有关人士说，全国立法真正要排入日程表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怎样更好地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利益，让英雄流血不流泪，是很多社会工作者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有关人士认为，在国家法律出台之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动全社会来关注见义勇为者和他们的家庭。各地的社会保险、社会保障部门，各级政府，都应该了解见义勇为者家庭的情况，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倾斜，最好能把见义勇为纳入各级政府的工作轨道。另外，社区和居委会最好能深入见义勇为者的家庭，帮他们找到一条谋生致富之路。刘砺平 张开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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