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对于一个平静祥和的社会来说，是一场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考验着政府，更考验着千千万万国民。在这场危机中，暴露出我们国民文化素质的缺失与劣根性。

　　最近，一个防非抗非的消息引起人们的关注，更让人反思。《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３年月５月１５日）以《瞒骗：害人害己》为题报道了长春市一感染非典的家庭不配合疫情调查，反而隐瞒欺骗市卫生防疫站流行病调查组，终导致这个家族８人感染、９人疑似、３人死亡的不幸事件（另据新华社最新消息，这个家族在长春的７人被确诊患非典，１７人被隔离，３人死亡。另有与该家族有过接触的２００余人被隔离）。这个家庭的成员不仅否认自己跟非典患者有接触，甚至拒绝辱骂调查人员。他们说：“我们一家人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不用你们管。”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一个细节更让人深思，一些人在调查组的非典病例调查表上留下的地址和电话许多都是错误的，找不到人，也打不通电话。一个调查人员用电话调查一个确诊患者的１２　岁女儿时，孩子的父亲打电话警告女儿：“他们问什么你都不要说。”

　　这家报纸的另一篇文章《警惕防范背后的歧视》中说，一位朋友的同学得了非典，朋友被解除隔离回家之后，“楼里的很多邻居都用不信任的眼光警惕地看着她，甚至不和她同上一部电梯，更别说跟她聊天了。”这位朋友说，“我简直被人当成了怪物！”一对老人到外地探望儿子，当非典来临之后想回家乡，但家乡的朋友劝他们千万别回来：“你们会遭到邻居的咒骂！根本进不了家门。”

　　一位网友也失望地说：“非典暴发了，北京是重灾区，北京人默默地承受着不知从哪来的可怕病毒，积极地与它斗争，可就在这时，一伙人开始诅咒北京人，骂北京人……”

　　这只是这场非典危机当中的几个典型细节。当危机来临时，国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在正常状态下被掩盖被粉饰的国民文化劣根性在危机当中被激活，被凸显出来，被放大了，也被释放出来，这种文化病毒也像非典病毒一样在一些国民的灵魂中萌发、传播。当非典发生时，人们迷信非典，先是惊惶失措，继而听信谣言，传播谣言。当政府和医学科技人员在一线奋力抗非之际，当非典疫情公开化透明化，并开始得到控制之时，一些人又相信封建迷信。从“迷信非典”到“非典迷信”，表现了国民对科学的怀疑和根深蒂固的蒙昧意识。非典疫情冲击着每一个国民，在恐慌和流言四溢的时候，一些国民先天性的无主体个性便暴露无遗。他们毫无主见地“随大流”，疯狂抢购，无根据地传播谣言，缺乏自我理性判断，非理性的恐慌压倒、击败了科学理性。而对非典患者或疑似病人乃至于被隔离者的歧视和冷漠，更是国人的文化劣根性的突出表现，这在鲁迅的《阿Ｑ正传》、《祝福》等现代小说中都有典型的描写。

　　在像非典这样的危机来临时，具有成熟的、现代文化精神的国民应该是理性的，应该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既不应该非理性地惊惶失措，更不应该不负责任地拒绝治疗，拒绝隔离。现代国民应该是具有鲜明的国家意识和社会公共卫生安全意识，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管理，应该明白自己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危机来临时，国民应该体现出团结协助的精神，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

　　现代化的国民应该相信科学，崇尚科学。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用电视和电脑这些现代化电器，不就是相信科学吗？实际上，现代科技给我们社会生活带来了无数变化，但是并非只要使用了现代化的电器，就表明我们的素质也跟着一起现代化了。现代化不应只是“工具”化，而应是被国民“文化”化，成为国民文化素质的基因。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私自利、明哲保身、冷漠、蒙昧、瞒与骗等文化病毒并没有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脚步而被彻底清除，反而会在一些特殊时期，如非典危机等非常状态中暴发出来，这反映出我们国民文化素质建设深层次问题。在经济、信息全球化以及中国加入ＷＴＯ之后，走向现代化已是一个历史趋势，但是，在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中，却不能忘记文化的现代化，国民素质的现代化，而且，后者如果滞后的话，将会拖中国全面现代化的后腿。国家现代化更需要国民的现代化。这或许是非典危机带给我们的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报评论员　束学山

　　相关报道见昨日本报Ａ０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