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了，邵建文的哥哥姐姐回忆起惨死的弟弟依然悲伤不已 本报记者 博文 摄

初到深圳的邵建文

　　“弟弟走了，母亲也承受不住打击去世了，我们一家就这样散了！”昨日，看完本报《收容车烧死25人是谁操纵了苦难的命运》一文后，另一名陕西籍死难者邵建文的哥哥和姐姐们泪如雨下。记者从9名遇难者家属的代理人汪秋萍律师处得知，邵建文在深圳打工的妻子韩芳玲已于昨日委托其为已故丈夫讨说法。至此，“4·9”事故申请国家赔偿的死难者家属增加到了10户。

　　邵建文是西安市蓝田县安村乡邵寨村人，遇难时年仅27岁。记者昨日在西安市韩森寨旧货市场见到了他的哥哥邵胜利。38岁的邵胜利在市场里开了个回收旧家具的小店维持生计。2001年4月，他接到海丰县公安局的通知书，才知道弟弟被收容后在大火中丧生。悲痛的邵胜利和另一名死者牟朝阳的家人一起赶到海丰。等了20多天后，他被要求在“协议”上签字。尽管“想不通”，但他最终还是签了自己的名字。其间，69岁的老母亲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他即将抱着弟弟的骨灰盒返回家乡的前夕，姐姐才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给母亲。8个月后，老母亲突然发病离开人世。

　　家破碎后，邵胜利就到西安开了个小店。令人尴尬的是，拿到4万元赔偿金后，因对赔偿金的分配和家产分割有争议，邵建文的妻子将邵胜利和老母亲告到法院，双方最终反目。

　　但毕竟兄弟情深，邵胜利决心要为弟弟讨公道，并希望能参加到国家赔偿诉讼中，但因邵建文的第一继承人是妻子韩芳玲和孩子，他无法参与诉讼。

　　记者昨日下午与韩芳玲的哥哥取得联系，据其介绍，“4·9”事故发生后，韩芳玲一直想为丈夫讨个说法，但因故一直没有参与进来。近日，另一名受害者家属夏昌余和他们联系后，他们才知道已有9户提出了国家赔偿诉讼，遂于昨日下午找到汪秋萍律师，并办理委托手续，全权委托汪秋萍律师参与诉讼。和其他遇害者的家属一样，韩芳玲提出的赔偿金也是18万元。但因邵建文生前还留有一个5岁的孩子，所以还将申请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我就是想不通弟弟为什么就这样丢了命？太冤了，弟弟的事情如果没个说法，我死不瞑目！”采访中，邵胜利和姐妹们一直沉浸在痛苦中。本报记者　江雪　实习记者　尹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