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清华大学一间普通的宿舍，八九平方米大小，两边是床架，中间桌上摆满了饭盒与水杯，桌下塞着暖瓶、脸盆和拖鞋，屋里有股球鞋的味道。刘海洋的床铺靠着窗户，被子没有叠起来，上面还零乱地摆着几本关于化学的书。由于墙掉皮，贴着3张徐静蕾的宣传画。至3月7日为止，刘海洋已经12天没有回来了。2月23日，刘海洋“为了测试熊的嗅觉”将硫酸泼向北京动物园的5只熊，随即被西城区公安分局拘留。事发后，有同学建议帮他把床收拾一下，但最后大家还是决定维持原状，维持正在继续的生活。“这十几天简直像梦一样。”在

　　清华的一间食堂里，史超华(化名)有些痛苦地叹息，他是刘海洋4年的室友。“刘海洋是一个正常的人。一年前，有个同学自杀了，我和刘海洋就是坐在这里聊自杀。今天如果伤熊的不是刘海洋，我们还会坐在这里聊狗熊。”刘海洋出事时，史超华因为没买到火车票还滞留在省城的小旅馆里，“我先是听收音机，说有个叫刘海洋的用硫酸泼伤了狗熊。我还跟女朋友开玩笑，说真是个巧合。但后来我给宿舍打电话，他们说刘海洋出事了。后来所有的报纸、电视我都不敢看了——所有的理由我都无法相信，即使刘海洋亲自对我说——太不可思议了。”对刘海洋的评价，同学们没有太大的分歧:勤奋、温和、自觉性强而自理能力差。

　　曹海翔老师是刘海洋的年级主任，这个班他带了4年，他同样无法相信这是刘海洋所为，“我是第二天知道的，就给他家打电话，他母亲就哭了，问能确定那就是我儿子吗？我于是给西城分局打电话，那边说，是个高个子年轻人，一米八几，瘦瘦的，戴眼镜……我那天跟他妈妈通了十几个电话，她一直问我怎么办？怎么办……”

　　2月26日，清华学生会向动物园捐款11127.74元，并发出公开信——“对于身边的同学做出这样影响恶劣、后果严重的事情，我们更感到十分气愤。这名同学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我们清华大学广大学生培养高尚道德、保护自然的共识和实践。我们坚决支持有关部门和学校对这名同学依法做出严肃处理。”刘海洋事件于是迅速升温，不仅是媒体投入极大热情，截至记者发稿，新浪的网友跟帖已达1400多页，反映已超过了“9·11”事件。“从天之骄子到猪狗不如，只需要新浪的一个头条。”史超华说，“如果熊多得满天飞，刘海洋就没那么惨了！”曹海翔善意地劝诫记者，“去宿舍采访，如果有不礼貌行为，请不要介意，因为同学们已经不堪其扰了。”

　　3月8日晚，记者接连第三个晚上给刘海洋的母亲李淑琴打电话，前两次都是电话采访，她一直不接受见面。这一回就站在她家楼下，但她还是毅然决然:“刘海洋的大学同学刚刚从我这里离开，他们力劝我不要再见任何记者。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学会了无数专业术语，比如单亲家庭带来的偏差、忽略情感教育等等——这都是各个媒体教给我的。自从孩子出事，我不断地在接待记者，三四个小时地录制电视，每晚闹腾到一两点钟。刘海洋的事情对谁都是一次机会，谁都不想错过。”

　　事实上，在这十几天里，所有刘海洋的亲近者都承受着巨大的双重压力。一边是社会舆论的高压，电机系一天曾接到200多个电话。史超华告诉记者，“其中有人劈头就问，你们清华怎么培养出本·拉登这样的败类？我问曹老师，‘你怎么回答’，他说他一直沉默着。”曹海翔一直想给报纸写文章说，“如果没有这件事，他会像很多清华学生一样，顺顺利利地读研、出国、回国就业，挣钱养家。但现在已经成悲剧了，你们写报道时，该多想想他的母亲、姥姥，那是一家三条命呀！”

　　同时另一重压力则来自于对刘海洋行为的解释，这也是所有对刘海洋熟悉的人苦苦思索的难题。“这是一个小学生都知道不能做的事……如果说好奇心强，怎么不找只小白鼠？”曹海翔说。而史超华则宁愿相信这是一次“电脑死机，23日刘海洋的大脑被什么病毒搞了一下”。记者曾希望与北京安定医院的著名精神分析专家杨蕴萍合作，寻找刘海洋的可能动机，但由于无法与刘本人面谈，终究无法进行。依据杨蕴萍的初步判断，“这是一次攻击性的侵犯行为，选择的则是一个安全的对象——关在笼子里的熊。作为一个被束缚压抑的个体，往往会选择极端的方式反叛。”但刘海洋的源泉动机是什么？杨认为只能从他的成长经历与教育经历中寻找，“做人终究要快乐，你要问他是否快乐，哪里不快乐？”心理测试专家武伯欣同样热切关注刘海洋:“刘海洋生活在一个残缺家庭，客观上使得他更加关注像小动物这样文弱的事物，关注疼痛，这是他母性家庭背景的动机外显。他的伤熊行为是积极主动的，他的意识清醒，心理指向也较清晰，但是他的动机，明显地属于游乐性动机，可能是好奇越轨。”

　　记者于是开始了对刘海洋教育历程的探访;刘海洋曾就读的中关村中学虽然拒绝了记者采访，但一位接待记者的老师说，“大家都在想——我们的教育失去了什么？”

　　家教

　　刘海洋生于1980年10月。他小时候有个外号叫“妈说”，这是邻居们起的。

　　刘海洋现在一家三口人:姥姥80多岁，小时候父母双亡，送给亲戚养，年轻时守寡。刘母以前是公交车司机，现已退休，刘海洋出生不久，她即与丈夫离婚。20年来，一家人收入基本就靠刘母每月微薄的工资。刘海洋的中学同学向记者描述刘母，“不苟言笑，一年四季似乎总是一件褐色的外套，一头永恒不变的短头发，但一看就知道是个很坚强的女人。”“她身材高大结实，这些年都磨出来了。”一位采访过刘母的记者则这样谈他的印象。记者接触到所有与刘海洋相关的人，都格外强调刘母和家庭对他的影响。

　　刘母之爱，可以说是一种极致。当时学生间的友谊多是放学骑车一起回家路上培养出来的。初中时，刘海洋的同学南一拨北一拨骑车回家，他是惟一不骑车的，据说是母亲怕他骑车出事。刘海洋上学的行走路线也是刘母设计的;直到上大学，他才学会骑车。刘母希望儿子能在跟前，初中毕业时，老师推荐他去新加坡上高中乃至大学，全校只有3个名额。但其母坚决反对，此事后来不了了之。他高考填报志愿的基本原则是只能考北京的，天津的大学都不行。

　　因为离家较远，中午坐公交车花时间，刘海洋一个人在学校吃饭。初一起开始带饭，他总是带一个用旧毛巾缝制的装铝饭盒的袋，外加一个1.25升喝白开水用的塑料饮料瓶。一用三年，从未更换，后来那瓶子都被开水烫成一种奇怪的形状。

　　母亲规定他的所有作息时间，学生每人每学期都象征性地制定“学习计划”，只有他在家也严格遵守，包括几点回家，学习到几点睡觉，几点起床早修等等。刘海洋一直晚睡，从初中起就十一二点才上床。“他妈妈从小就对他非常严厉的”。从小学到高中跟刘海洋同校12年，并在初中同班的卫明亮(化名)告诉记者，“据说原则是要求他每次都必须考第一，而刘海洋并不能算得上是天才型的，他只好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勤奋学习，从不违背他妈妈的意志，怕她伤心。”

　　每次家长会，刘母总是中心人物。卫明亮回忆:“家长会通常很漫长，从我们下课的三四点钟开到晚上七八点钟。会上，我总是很紧张，惟恐被老师提到，上黑名单。仅有一年，我考得还不错，以为平安无事，可终究还是被老师就课后打乒乓球的事说了。家长会上有一档固定节目，就是用差不多1/3的时间讲刘海洋，表扬他的好学上进。他母亲之后往往要向各位家长介绍她教育孩子的经验，在那种时刻，她才表现出她能言善道的一面，因为刘海洋是她全部的寄托和骄傲。”与刘海洋同班一位女生的母亲王女士对此同样有深刻印象:“家长会总是先开年级大会，后开分班小会，刘海洋和他母亲在每次家长会后，都会成为我们这些家长议论与崇敬的对象。”刘海洋没有什么玩的，只有一台“任天堂”游戏机，是某次他获得“希望杯”后母亲给他买的，他还招过同学到家一起玩。但一般情况下，刘家是没有条件的，同学们在谈最近玩什么游戏时，他总是插不上话。

　　刘海洋的朋友们认为他太听话了，甚至失去了自我意识。“他待人谦虚、温和、很规矩，但我总感到所有这些都是他母亲教的，并不是他认为应该如此。”刘海洋的大学同学史超华说，“他本人并没有太多意识，他是个没有心事的人。”刘海洋会和他的同学谈起他的家庭，“大家都很伤感，但他叙述的却是那么客观，听不出爱和恨，也不知道他将来要怎么样。他说他从来就没见过父亲，但我们都听不出他是否为此伤心。”

　　“你不觉得刘海洋的生活单调吗？”出事后有记者问刘母。“我没辙呀，从3岁起他就是我的半个肩膀，我将来必须依靠他。”

　　小学、中学的基础教育

　　记者在2002年3月8日下午，终于获得他从小学到高中同学的信任，在清华南门外一家小茶馆跟他们见了面。在见面之前，他们特意跟刘海洋的初中班主任郭素萍商量过，还提前“调查”了本刊“背景”，要求查看记者的证件，并“审稿”。“一切都为了更谨慎些，毕竟这是关系到刘海洋的大事儿。”他们无奈地对记者说。他们显然比记者所知道的刘海洋都更成熟和更富社会经验。他们的“自我认识”也远远超乎人们想象。

　　比如，他们这样总结他们这一代人的特殊性:“‘猴年生得多’，我们是在生育高峰时出生的。这时经济开始好转，又开了亚运会，父母多数是老三届，我们又差不多百分百是独生子女，因此父母愿意超出他们支付能力地为我们的教育盲目投资。当时也没有什么玩的，没有电子游戏或上网，放学后就是上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国画、水彩、小提琴、奥林匹克数学班等等。有的辅导班上过一节就不上了，没时间和精力上，学的是什么基本都没印象了，结果是什么都没学好。”

　　刘海洋的小学是在北京友谊宾馆子弟学校西颐小学上的，1986年入学，学校离他家只隔着三义庙上的一条马路。“这是个中等规模的小学，在当时有一座三四层小楼，有六个年级，各年级两三个班。”卫明亮说，“刘海洋可以说是从小就受欺负，我印象中他不爱招事儿，比较文弱，跟谁也不是那么爱交朋友。但是他很随和，绝对称不上‘孤僻’，他与人交往的方式比较独特，就是别人来问他任何学习上的问题，他都是有求必应。因此下了课，他身边常常会围了一圈儿同学。他非常有耐心，甚至愿意为此牺牲自己上厕所的时间。在今天看，他是个非常善良的人。”

　　刘海洋在学校里原来也不受注意。可是自从有一年暑假，他为了做数学题闷在家里，起了一身痱子后，老师就开始特别重视他。这件事至今他母亲还常常拿来作例子，说明刘海洋的好学。卫明亮回忆:“有一位笔名崔红星的数学老师对他影响特别大，崔老师的教学方法很特别，比如他要求学生在考试时候把数学题的草稿，做在卷子背面相应的位置上，到时候答题和草稿一起判。这个习惯刘海洋一直留到了大学，他也因此迷上了数学，从此成为学校里数学上的常胜冠军。”就这样，从小学四年级起，刘海洋就与他的同龄人开始“拉开了档次”，当时他只有11岁，“他每年暑假做的数学草稿纸，加起来要超过他的高度”。

　　1992年9月，刘海洋到在位于中关村核心位置的中关村中学(原中国科技大学附属中学)上中学。在这里的六年，刘海洋始终是学校一块金光闪闪的“招牌”，一个难于改变地位的标准。所有老师对刘海洋都非常喜爱，不管是主科还是副科，他和他的事迹是各班各科训话的惯例，“你们看刘海洋……”如何如何……

　　这所学校被认为是非区重点，又强于区重点，由于位于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集中区，很多学生都是海淀各高校教师和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的子弟，方圆七八公里内，很多家长互相都认识。比如卫明亮从小学起就接触电脑，初一时家中已有PC机，跟很多高中生一起上电脑学习班。学校硬件条件不错，甚至有一个规模不小的野生动物标本馆，刘海洋毕业前，标本馆已经建成。估计他对生物的兴趣也与此相关。学生在初中入学后要先考一场，通过数学卷子的上数学班，通过英语卷子的上英语班，另外有一个艺术班，是特招。2001年7月那次高考中，有一件意外的事件让中关村中学著名过。那时该中学高三学生杨易向法院起诉学校，因为学校在高考前跟家长签定一份协定，凡成绩太低的学生不允许参加高考，杨易正好被排除在外。

　　“学校生活十分单纯，甚至可以说是单调。”刘海洋的初高中同班同学的赵力阳(化名)说:“我们的初中班主任郭老师很敬业，是个严师，每到下午我们都会跟他到操场上玩一种‘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他到篮球场上逮我们回教室。有一回我千辛万苦躲到汽车底下，还被他像逮兔子一样逮回去了。

　　“初二时，有一本北大出版的《初中代数问题选》，被公认为‘宝书’，大家人手一册。可是全班只有两个人做了，一个是另一位数学尖子王西含(化名)，他挑难题做了;另一个就是刘海洋，他从头做到尾。不仅如此，刘海洋还有超前意识，初一学初二，在初三，就差不多把高中前半段的都学了。”他的同学们差不多都仔细观察过刘海洋的左手中指，它总是蓝色的，这是因为他总用钢笔，蓝钢笔水深深地渗入了皮肤。

　　一直暗自将刘海洋当作竞争对手的赵力阳，至今还能一口气背出刘海洋获得过的各种竞赛奖项:“初一‘迎春杯’(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三等奖、初一‘希望杯’(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三等奖、初二‘希望杯’二等奖、初中数学竞赛北京市二等奖、初三物理‘迎奥赛’三等奖、高一‘希望杯’三等奖、高二‘希望杯’二等奖、北京市中学生生数学竞赛二等奖、海淀区化学竞赛二等奖等等。中关村中学每年参加市数学团体赛都会得奖，刘海洋必然是成员之一，还得过单设的个人奖。”

　　刘海洋并非别无爱好，只是太少了。他集过邮，还养过一回鸟。他爱看霍金的《时间简史》，总喜欢跟人谈论;他还把那套《第一推动力》丛书都看得差不多了。“尽管语文一直是他的‘瘸腿’科目，但是作文不算差。”他的初中女同学郝灵惠(化名)说，“不久前我无意中发现他为我们主题班会写的作文，是讲14岁的集体生日晚会的，他描述得挺到位。他还常问我英语怎么学得好。”

　　“刘海洋遵循严格的逻辑思维，他不是感性思维，甚至可以说他是缺乏感情的。”卫明亮认为，“他很少外出，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阅历太少了。他甚至没有意识到恋爱的需要，我们从未发现他对某位女生表现出格外的兴趣。”

　　刘海洋从小就跟别人不太一样，但从没人说他坏，他对别人的恶作剧与戏弄也从不记仇。“只是他遇事往往手足无措。”他的一位初中后即上中专的同学麦自强(化名)回忆，“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回，因为个子太高，他在护栏底下把脑袋磕破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他就愣在那里，半天不动弹，没有意识到要找老师，也没有向同学呼救。”

　　他的优点还包括对什么都特别执著，在初三毕业之前，有一个体育会考，刘海洋选择的男三项为1000米、铅球和立定跳。他在考试前半年开始就坚持在脚踝上绑上一小圈沙袋，加强腿部力量，干任何事都绑着，一直坚持到体育会考之后。

　　进入高中之后，学生之间的关系相对就淡漠下来，这在刘海洋出事后的班级校友录上可以感觉出来。高中校友录上有人挺夸张地问:“谁是刘海洋呀，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甚至居然有人匿名骂他。对刘海洋颇为崇拜的同班女同学马临静(化名)发现她的一位平日里一本正经的好朋友，在聊天室里用近乎粗俗的言语骂刘海洋，而那女孩儿平时连写信，都写的是那种随时可以拿出来发表的风格。

　　刘海洋所在的八班和隔壁的七班被列为“重点班”，八班是重点中的重点，其产生方式是升学考试时根据每个学生的成绩，进行年级大排名，前45名进入八班。但它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凡是成绩下降到不如别班的八班学生，就会被剔出去。这种机制导致了身在八班的学生人心惶惶的，“因为抱着学习用具搬出七班或八班到前六个班去，是公认的最大的羞辱”。曾从七班被淘汰出局的卫明亮说，“这种流动性使得学生之间的关系再也无法亲密稳定，侥幸留下的多数人上课气氛沉闷，知道什么也不敢发言，惟恐被更高明的同学嘲笑，但刘海洋敢说，他说的别人扳不倒，他的好处还有，他就算这样也不把自己的知识当武林秘笈似的藏着掖着。”“这所学校的特点是升学率很高，但是重点升学率相对低一些。”王女士告诉记者，“那里的老师在我看来都近乎工作狂，因为他们必须把一些成绩较差的学生拽上来，这可不容易。我女儿是高二才得以挤进八班的，我体会她考上大学很难，当时每天她上学，我甚至都会在家里紧张得哭，我甚至比女儿更恨这种伤人的教育体制。”(记者◎李伟 巫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