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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委药具站垄断了安全套销售，并从中获取暴利。”当投诉人张艳说出这番话时，记者不敢置信。 张艳是安全套品牌“活色生香”的经销商，他们办齐了国家规定的一切证书，却发现进入不了上海市场。 “绝大部分超市和药店都说：我们只能进药具站的货，不能和你们接触。”张艳还说，在与药具站的谈判中，药具站站长对他们说：“不交给我们销售，你们就销不了。” “加入WTO后还会有这种事？”看到记者表示怀疑，张艳急了，“不信，你可以暗访！” 数天之后，记者以一家安全套品牌公司经理的身份，走进了一家家超市与药房。 果有这等怪事 一进办公室，没说上两句，上海药房的经理王国权直摆手：这个生意不好做的，这全部是药具站垄断的。 边上的客户都笑起来：“要好做，我们都做了。” “可的”便利超市的经理孙江华唉声叹气：“为什么不能做？是药具站的问题，我们不敢得罪他们。” 本报记者以自己的产品要进入上海市场为由，和一些商店进行联系，回答是众口一词。下面是部分电话录音： 记者：我们是安全套品牌商，能直接给你们供货吗？ 喜士多便利店郑小姐：不通过药具站，我们不考虑。 21世纪超市：这方面产品一定要通过药具站来做，我们没有销售证。 农工商超市：上面不允许我们直接和经销商谈———查出来很麻烦。 …… 通过一个星期的暗访，以及与众多安全套品牌商的交谈，记者确认：除华联、联华、复星、屈臣氏、雷允上北区等极少数超市、药房外，上海计生委药具站的确控制了上海大多数零售点的安全套销售，实现了事实上的垄断。 新打入上海市场的品牌安全套，如果不进入药具站的销售渠道，只能在上述几个超市与药房苦苦挣扎。 垄断如何形成？ 据了解，上海计生委药具站垄断安全套市场始于1996年。 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政府每年拿出三四个亿，用于安全套的购买和免费派放。这项工作由全国各地计生委下属的计划生育药具站完成。从当年开始，药具站“转换思路”，把目光从国家贴钱派送安全套，挪到了靠安全套盈利。 1996年，上海计生委出台了后来在业内颇有“名气”的1996年一号文件，在这个文件中规定，“计划生育药具的零售的货源，一律由区县计划生育药具管理部门供应，各零售点不得通过其他渠道自行进货……”“计划生育药具零售点的设置，须由区县计划生育药具管理部门审核并报同级计生委批准。……零售点上柜的药具，必须是市药具管理站认可的药具。”“国家物价局未规定价格的（计划生育用具品种），参照《上海市计划生育药具零售价目表》执行，不得自行随意加价。” 利用这一政策，及此前的免费派送政策，药具站不仅得以免费进入各超市与药店柜台，成立计生用品专柜，还在事实上形成了垄断性地位。据记者调查了解，药具站已控制了3496家零售点，其中西药房658家，中药房269家，超市连锁2336家，宾馆百货233家，一个庞大的销售网络早已形成。 与此相配套，1996年，药具站成立了上海联合计划生育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正是药具站站长邵又娟。各区药具站从该公司统一进货，然后送至零售点。 就这样，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结果是，上海计生委药具站一统安全套天下，几乎成了大上海独家安全套代理商，有品牌代理商半无奈半自嘲地说：“全上海男人的命根子问题，被药具站一把把握了。” 亦官亦商的官办公司 除了垄断了上海市场的安全套市场外，上海联合计划生育服务有限公司还有诸多奇怪之处： 该公司不准任何品牌经销代理商与零售终端接触，“我们不能到商店看我们的货卖得怎么样了，不能促销，有时甚至断货一个月，我们都不知道。”“安安”的经销商陈传龙想不明白，“怎么有这么霸道的销售商？” “有时货卖完了，本来可以从上海及时补货，品牌商还要自己把货送到70公里外嘉定药具站的总仓库。补上货不知是何年何月，而且每年货款要压半年。” 区药具站到处检查，明明是事业单位人员，又同时为上海联合计划生育服务有限公司服务，经销商们印象最深的，大多是这样一句话：“我们是药具站的，你这货不是我们的，扔出去！” 公司与区药具站的关系也很奇怪。据了解，区药具站要从公司领发票，由区药具站向零售店发货，并上交销售总额的25％作为利润，联合计划生育服务公司再返给区里18％。 谁也不清楚，一个事业单位凭什么能取得这占总售价18％的利润？区药具站的巨额资金又流向何方？ 对此，有关负责人以“这是我们内部情况，你不需要知道”为由，一口回绝了记者。 经销商目睹之怪现象 和药具站做生意的商人们，总有“这是个怪公司”的感觉。 “安安”安全套的总经销陈传龙，1998年进入药具站渠道，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我真傻，我以为药具站他们和香港商人一样，进价要低，哪知道他们不要进价低的，反而高一点好，只要私人打点到就行了，各个环节都要打点到。”“搞不了这一套”的陈传龙只好走路了事。 一位上海大经销商透露，一个叫奥妮的品牌在全国国产品牌中销量第一，却不能进入上海，原因是奥妮进价低，1元一盒，会打破上海药具站的高价市场。 一位在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大品牌商向记者透露，这种体制下决定销量的，往往是一些不确定因素，如感情关系等，而不是真正的市场实力。 在上海卢湾区的超市和便利店，几乎看不到杰士邦品牌。“杰士邦”某经理证实了这一点：“我们一直在卢湾销量第一，然后有一年，区药具站说：‘你们的货不好卖啊’，就在超市下了我们的货，一停两年。”，此中要害，是药具站的柜面总共只能展示50个品种，进来一个就要退出一个，退谁，要看感情。 同样，在静安区几乎看不到“杜蕾斯”的货。 目前，上海绝大多数品牌安全套仍是通过药具站销售，仅有“活色生香”与“安安”等极少品牌是自己销售，并受到药具站的极大阻力，“安安”在雷允上北区的货品，一度被药具站勒令退出。 卖电视机不如卖安全套 由于计生委药具站的垄断性销售，在上海，安全套成了暴利商品。 “安安”的经销商陈传龙是香港人，对国内计生委系统的销售方式，他只用一个词来形容：“目瞪口呆”。在与另一直辖市计生委谈判时，他曾建议给“安安”的最终零售价定为16元，而该市计生委最后定为40元，理由是：“不定那么高，哪有钱打点那么多环节啊！”结果，“安安”卖出了天价。 陈传龙说在上海仍是如此，“我们把样品和价格给药具站，他们定价，我们没有说话的权利。” 据了解，所有进入药具站销售渠道的安全套，价格全部翻一倍。例如，10元的安全套，零售一般卖到20元以上。除了零售商要从总售价中拿走20％做利润外，市、区药具站还要拿掉25％左右。 无疑，这25％的额外支出，大部分转嫁到顾客身上。以“富力士”品牌为例：同样在日本，18元人民币可买12个，到了上海，就翻到了29元人民币12个。而按道理，由于享受国家免税政策，安全套的成本应更低才是。 “活色生香”的苏坡1982年就开始到国内做生意，他说：“现在的安全套有点像当年的化妆品，低成本，高利润。一台电视机利润不会超过20元，而进口安全套利润大多超过20元。” 苏坡对此颇为不解，“安全套与药品不同，不是高科技的，不应该有这样的暴利。” 众多进口品牌商承认：“进口安全套一盒成本（12个）都在5元以下，国产的3元。而上海市场上销售的12个进口牌子，统统在20元—53元间，这的确是暴利。”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同一家工厂贴牌生产的“安安”与“杰士邦”，“安安”是自己铺货，“杰士邦”是走药具站渠道，结果“安安”零售16元，“杰士邦”30元。 据了解，目前上海的进口安全套销售价格，普遍比广东高10％—15％。 未经批准的“一号文件” 靠着“一号文件”作护身符，药具站成为此行业中的巨无霸，但记者采访获知，这个有巨大“威力”的文件，并未经国家计生委批准。 国家计生委药具发展中心产业协会安主任告知记者，1996年的上海计生委文件，国家计生委并未批准。 据了解，2000年4月1日审议通过的《医疗器械管理条例》规定：盈利性质的安全套属二类医疗器械，归口药监局管理。只要有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等文件并符合卫生条件，就可自行经营盈利用的安全套。 1月14日，上海市计生委药具站站长邵又娟对记者称：“1996年上海市计生委一号文早就废止了，我们政策与全国没有两样。违法的事，我们不做的。” 但就在前不久，良友便利商品部经理纪金玲还目睹了这样一幕：卢湾区药具站站长挥动着“一号文件”对她说，“你们不能和经销商见面的，这就是依据，新文件没出来，这还有用。” 截至记者发稿时为止，“六个统一”仍出现在药具站的网站上：“统一货源：市药具站负责全市零售药具品种、货源与质量把关，严禁各零售点从其他非正式渠道进货，严禁厂商向零售点供货。统一价格：市药具站确定零售价格，全市统一执行。”其中包括零售安全套。发布日期是2001年12月25日。发布人是邵又娟。 上海药监局政策处潘处长称：“我们与上海计生委观点不同，计生委希望是自己统一来做，我们的观点是商业性安全套必须有许可证，按正常的医疗机械来经营，而不应该纳入计生委提出的统一管理范围。上海政策与全国应当没有什么不一样。”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药监局官员说得简单而直白，“他们怎么能这么瞎胡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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