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子恢

　　加入ＷＴＯ以后，中国的粮食安全被置于国际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人认为，2003年，入世对于国内粮食市场的影响已经逐渐显现出来，因此，研究入世后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不仅在理论上有价值，而且对于我国粮食政策的制定更显迫切和必要。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入世后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国际研讨会上，中外许多专家学者集中探讨了中国的粮食安全这一话题。

　　ＷＴＯ影响粮食安全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农村经济调研处处长黄秉信介绍，1998年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在下降，由当时的5．12亿吨下降到2002年的4．57亿吨；粮食种植面积下降，从1998年的11378．7万公顷下降到2002年的10390万公顷；粮食人均占有量下降，由1996年的每年414公斤下降到2002年的357公斤。黄表示，西部地区的“退耕还林”以及农业结构调整更加重了粮食安全问题的严峻性。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农村组负责人唐仁健认为，连续5年我国粮食种植面积和粮食产量一直呈下降趋势，库存挖了不少，但需求缺口一直很大。但另一方面粮食市场却没有太大波动，价格略有上扬却不明显。一个原因是各地方低报粮食产量，实际供求关系不太明朗。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蒋庭松博士《加入ＷＴＯ与中国粮食安全》的研究认为，入世后中国粮食自给率虽然未受多大影响，但粮食减产对各地区收入分配的冲击很不一致。在中国的主要产粮区——中部，农民收入因为这样的结构调整而下降，收入下降对于粮食安全的威胁是不容忽视的。

　　“在长期来看，ＷＴＯ对中国的粮食生产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博士认为，中国在粮食生产上是没有比较优势的，因此未来持续的粮食进口将是不可避免的。目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农业生产的结构性调整。从2000年到2002年，中国的种植业播种面积下降了1％，而同期粮食的播种面积却下降了4．4％。这些土地被用于其他农作物的生产。其中，甘蔗、水果、茶叶的生产有大幅的增加。这些调整都反映了中国的粮农已经在积极应对ＷＴＯ带来的影响。

　　根据ＷＴＯ的相关协议，中国加入ＷＴＯ后对农业的承诺主要有：到2004年实现2200万吨的粮食进口配额；农业的平均关税税率从22％下降到17．5％，取消非关税壁垒；对大豆的进口关税为3％。

　　而有相关资料显示：加入ＷＴＯ后的两年来，中国的谷物进口量2001年为344万吨，2002年为285万吨；大豆的进口量2001年为1390万吨，2002年为1130万吨。两项加总来看，中国的粮食进口量还是非常大的。

　　问题并不悲观

　　对于ＷＴＯ背景下的粮食安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持较为乐观的看法。

　　“国内有很多的争论。有些是很悲观的，包括中国国内和关注中国问题的国外学者。他们认为，加入ＷＴＯ对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甚至是一个悲剧。但研究农业问题的学者普遍是比较乐观的。中国已经加入ＷＴＯ一年多了，一年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乐观者的判断。”林毅夫说。

　　林介绍，在2002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增加了13％多，从2000年的115亿美元增加到了2002年的130亿美元。进口也有增加，但是非常的少，只增加了3．5％，从2000年的104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08亿美元。出口增加较快的农产品主要是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蔬菜、水果、玉米。因此，加入ＷＴＯ对中国农业的发展来说是有益的，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也是有利的。

　　林毅夫分析了乐观的原因。首先，加入ＷＴＯ后，中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进一步整合。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中国的农业会比较好地按照中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中国目前这个阶段，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丰富，素质高，价格便宜。加入ＷＴＯ，给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空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又能够提供很多的就业机会，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能更好地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上来。其次，ＷＴＯ对于提高农业的科技水平、生产水平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加入ＷＴＯ以后，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技术，包括种子或者机器设备更容易进入中国，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是有帮助的。再次，ＷＴＯ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还可以起到促进作用。

　　王小鲁博士认为，加入ＷＴＯ以后，粮食安全方面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国内政策与加入ＷＴＯ的不协调。他认为，中国粮食销售中，政府的采购量很大，而粮食的购销价格却是缺乏弹性的。市场价格只在边际上发挥作用。1985年—1990年政府的采购价格基本没有变，但是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实际价格下降了22％。1993年—1997年，中国政府提高了粮食的采购价格，实际价格上升了51％，比1985年高了20％。正因为这样的粮食价格体系对我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引起了粮食产量的大幅波动。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粮食供给短缺，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又出现了粮食的严重过剩，在1998年达到了历史的高峰，达到5．12亿吨。随后，出现了这几年粮食的市场价格的下降。

　　王小鲁说，面对中国出现的粮食大量过剩，中国政府在1998年之后出台了三项政策：国有部门按照保护价全面收购粮食；粮食的销售价格不得低于保护价；粮食收购的资金封闭运行。这三项政策的好处多在中间环节中流失了，导致农民从这三项政策中的获益却非常的少。也导致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过剩，粮食市场价格不断下降，国有粮食部门的大量亏损。

　　国际视野下的应对之策

　　“几种常见的保障粮食安全的方法都代价不菲。”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蒋庭松博士通过对几种国际上例行的保障方法分析后如是认为。他说，额外保护（比如关税或者壁垒）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农民收入下降的趋势，但整个社会要承担很大的福利损失；生产补贴的成本高昂，却只能对农民的状况稍有改善；转移支付（东部补贴西部）会使资金的效率大幅度降低。另外，一般认为改善土地承包制有利于明晰土地产权、促进农村土地市场的发育，发挥规模经济以提高农业生产率。但国际粮农组织一项最新研究表明，生产率与土地规模是负相关的，也就是“规模”不“经济”。他认为认为最好的途径就是国内市场的开放，消除壁垒，促进国内要素的自由流动。另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粮食安全。

　　“我们国家要稳定粮食生产，保证粮食安全，会面临两个现实的制约。”唐仁健认为：首先是效益问题。农民需要增加收入，会选择经济效益较高的作物；其次经济发展要求推进城镇化，必然会挤占一部分良田。这些都对粮食生产造成负面影响。在政策决定时应该通盘考虑粮食安全、农民收入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粮食贸易，不应该把95％的自给率当成教条，而95％这个数字本身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我国的进出口政策对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所以同样不能以单纯降低自给率为目标，需要加以全面考虑。”

　　王小鲁博士则认为：政府对粮食价格的控制已经导致了我国粮食供给的不稳定，粮食的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同时也导致了国有粮食收购企业的效率低下和巨额亏损。因此，越快改革我国的粮食流通体制将能更快地减少进一步的损失，也将有利于我国农业生产的结构调整。他提出如下建议：一、制定粮食的反垄断法规以稳定粮食市场；二、政府应该为农民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和信息服务；三、政府应该鼓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减少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生产；四、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精干的粮食保障体系。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与其博士生彭凯祥合作的论文《中国三个半世纪长期市场米价（1644－2000）——粮食安全问题的历史透视》一文通过分析350年的历史，提出了中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建议。他认为，首先，中国长期的粮食安全政策需要依靠技术进步提升粮食和农业生产的生产力。其次，长期的粮食安全政策要依靠粮食市场的建立，价格信号和市场信号在调节粮食供需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最后，粮食安全需要与国际粮食市场接轨。国际市场不仅是粮食供给的补充来源，还能减少国内粮食市场的波动，而且出口促进农村收入的增加。卢锋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技术进步、市场结构和与国际市场的接轨这三点是国家达到长期粮食安全目标的必需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