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秋风（学者）

　　《翠花，上酸菜》在谁也没有预料的时间、以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方式，迅速地走红整个互联网和娱乐圈。如果东北人像《翠花，上酸菜》流行的方式那样，更多地鼓励和容许民众和企业家自发地进行制度创新，过上若干年，是不是就不会再谈什么新新东北现象了？

　　当海内外媒体和专家学者关于中国是否已经成为或会不会成为世界工厂的争论进行热火朝天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怪怪的感觉：讨论工厂，怎么竟然就没有东北的事了呢？东北可曾经是中国制造业最发达、最集中的地区。而今天中国的世界工厂，却在顺德、江浙一带。从所有媒体、专家的口气看，世界工厂的事，跟东北压根儿就没有任何关系。倒是在这前后，东北现象、新东北现象时不时地被人提起。

　　其实，东北现象成为一种，与南方成为世界工厂，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早年的东北成制造业中心，是由政府自上而下进行计划和集中投资的结果。在计划经济时代，由政府包办一切，自然没有问题。然而，随着市场逐渐发育，政府逐渐失去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那些靠计划吃饭的企业便找不到北了。

　　相反，南方的“世界工厂”基本上是自发地形成，没有人规划要在顺德发展家电制造业，而是当地的企业家根据当时、当地的资源，不断地寻找机会，不断地调整，最终形成了一种健全的产业格局，并始终能对市场作出灵敏的反应。

　　其实不光是制造业，从经济发展的整体思路来说，南方之所以在很多方面胜出北方，就在于南方的思路是自下而上，更多地让市场发言、让企业家发言；而北方则沿袭着计划体制时代的传统，更多地是自上而下地安排，连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创新都是这样自上而下进行的，这样就难免会吃亏。

　　林毅夫教授在前不久举行的一个关于民营银行的研讨会上指出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成功的改革大部分来自基层实践，而不是上层设计。他最近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领域主要的改革措施的形成、发展和实施，结果发现，几乎所有成功的、取得显著成效的改革举措，都是农民、企业家个人、地方政府等提出并实施的；而绝大部分由中央事先设计并实施的、由经济学家纸面筹划并实施的，客气一点说，是很少达到预定目标，客观一点说，基本就是南辕北辙。

　　回顾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可以发现，整个中国的改革呈现的是自发性“事后认可”的特征。成功的改革方案总是先有民众的试验，然后才有文件、有法律、有政策来规范。这也就是说，成功的制度最初经常是地方性制度。经济学家早就证明了，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区域经济之间竞争的实质，就是区域间的制度竞争。在这场改革创新的竞赛中，谁最先进行制度上的创新，谁就能获得更大收益。

　　在这种制度竞争中，显然南方占了上风。有人说，南方之所以发展，东北之所以落后，理由就是东北人是向上面要政策，时刻都在问上面，我可以干什么，然后才去干上面让干的事情；而南方人则问上面，什么不让我做，除此之外，他可以都做。

　　事实上，在北方人看来，南方人甚至是不守规矩的人，有时，上面不让他们做的事情，他们也去偷偷地做。这一点可能更重要。因为，政策总是落后于民众的创造性。比如，北方人无不喊资金紧张，中小企业发展缺乏资金，于是就呼吁国有银行发发慈悲。然而，浙江的民众却不这样想，他们自己去摸索筹集资金的路子。于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资金融通市场，资金流通量达到8000亿。

　　同样，没有经过任何人批准，也没有什么相关法律，浙江永康就自发地形成了一个票据贴现市场。这个市场没有什么法律规范，也没有什么经过批准的公开信用制度，结果却发展得一帆风顺。反倒是中央银行从这个本来不合法的市场得到了启示，批准设立中国第一个票据交易中心——工行票据中心，而这个交易中心对永康票据市场进行了一番深入研究后，吸收了永康市场的不少做法。

　　这就是老百姓的智慧，这就是市场的创造性。这并不是不守规矩，而是制度创新的必由之路。既然是创新，就必然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现有的规矩，摸索新的制度。

　　当然，这就需要当地政府胸襟开阔。南方各地的政府对于民众的这种种创新，一般乐意睁只眼闭只眼，抱着一种善意的漠视心态，听任老百姓去进行试验。结果出人意料地好。看来，是不是能给民众提供充足的试验的空间，是不是能让市场在各个方向上进行探索和创新，关键的因素是政府。人们一说到转型、一说到发展经济，总是想到民众的观念问题，一说到经济落后、改革滞后，就抱怨企业家和民众观念保守。这种说法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但至少是很不全面的。北方人也希望通过正当途径富裕，北方企业家也希望自己的企业兴旺发达。问题是，如果他发现自己的活动空间受到种种限制，这个也不能干，哪个也不能试，他就要么会放弃努力，要么以某种扭曲的方式去行动。

　　因此，制度要创新，最重要的是政府保持一种健全的观念，一种开放的心态，尊重市场、也尊重民众的创造性。政府有必要认识到，良好的企业制度、高效率的金融产品只能是由普普通通的民众、也即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去发现、去探索。种种适合于当地、当时的市场状态的制度，总是由市场主体从具体的市场实践中，通过试验的方式慢慢摸索到的，而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

　　计划经济下的厂矿企业和产业结构，只能通过自上而下的计划建立起来的。然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如果也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来进行，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南方的优势不在于国家给了多少优惠政策，而在于得风气之先，政府及早地改变了对市场的心态，从而形成了一种更为灵活、更有创造性的制度创新之路。有了好的制度，企业家可以放开手脚，何愁创造不出财富？

　　《东北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