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

　　【美】理查德·派普斯著，蒋琳琦译，张军校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26.60元

　　我以前看的历史书给我一个印象是，西方的宪政与共和制度先于普选制而产生，而私有财产权似乎是宪政的基础。最近我从哈佛大学教授派普斯（RichardPipes）的新书《财产论》（原书名为“财产与自由”，PropertyandFreedom）找到了这段历史的文献记录。

　　一般认为，宪政制度起源于英国。按照派普斯记载的英国历史，土地私有制是英国宪政、代议制的基础。由于土地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国王必须求财产所有人交税。由于私人财产所有者财政上独立于国王，反而是国王有求于百姓，所以收税一直是个头痛的事。早期英国王室卖王室土地得到相当财政收入，后来主要靠税收。为了解决税收的困难国王开始召集国会。英国国王是非专制君主，因此让国会自订税率，并形成宪制承诺，“不经国会同意，不能加税”。这可是个制度创新。国会自订税率，使得税收更加容易强制执行。这可能也与英国普通法传统有关，告辨双方有权选择打官司的法院（当时有国王的法院、宗教裁判所和地方封建主法院），而且国王法院中告辩双方有权排除陪审团中有可能不公的成员。既然判有罪无罪的陪审团是当事人自己同意的，所以一旦判决，也不得不服气。因此司法、执法的权威反而高于欧洲大陆成文法国家。

　　国会在英国历史上是独立于王权的另一个政治中心。国王不会喜欢它，但在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约束下，又不得不靠它来收税。英国国王的财政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不得不依赖民意代表机关。有几位国王尽量少开国会，只是要加税时才想起开国会。但这种制度逐渐演变成习惯：“没有代议制，就不交税”。国王慢慢接受了这种公共财政与国王税收之间的关系。

　　国会与国王在税收之间的争执有时会导致两个政权并立和冲突的情形，甚至导致内战（英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都是这类冲突引起）。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国王财政依赖于民意代表机关的制度却不因这些冲突而被废止（克伦威尔专政是个短暂的例外），要是在东方国家，国王被议会中的造反派杀了头，王朝复辟后，大概头件事就是取消代议制。但英国克伦威尔死后王朝复辟时期，及至光荣革命，国会制度反而日益巩固。仔细琢磨，私有土地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一个国王无法逾越的制度约束，有这个约束，国王财政依靠国会就是对国王最有利的制度安排。因为国会自订税则，收税最有效。

　　按美国经济学家默克（JoelMokyr）的记载，17、18世纪英国的平均税率比法国高得多，但老百姓老老实实交税，却民富国强（比法国人均收入高三分之一），自然是私有财产加代议制的功劳。还是默克的说法，法国哪怕是有了《拿破仑法典》后，对私有财产的侵犯比英国还厉害得多。土地地表下的矿藏在法国就不是土地所有者的，而英国的土地私有权却非常彻底，地上地下的东西都归地主所有。按默克的说法这是英法宪制游戏规则差别的基础。有了代议制，让人民自己决定税率，税率反而可以高些，因此高税收可以用来做很多修桥、铺路、司法、城市公共设施，所以当时人民的收入反而高过东方一些看似薄赋轻徭的专制国家。第一批清朝官员去西方时惊叹西方政府税收能做这么多善举，原因即此。

　　想想希望用废除个人财产所有制的办法来减少税收的麻烦，顺便也一劳永逸地避免了执政者财政仰赖民意机关威胁的主张，看似聪明，实则是民富不起来，国也强不起来的馊主意。这也说明读史的重要，当年持这种主张的人要是读了很多英法的历史，他们会发现他们关于制度的想法早就被法国旧王朝的教训证明大错特错了。如果不保护土地产权的制度是对的，当年就应该是法国比英国更富强，而不是法国在落后的刺激下爆发大革命，不得不改专制制度。

　　英国实行民主是1830年，但是它的共和，是1688年就有。

　　说到这里，先要澄清民主与共和、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区别。英文中的民主一词主要与普选权的扩大、选举政府及少数服从多数有关，而共和主要是讲上层的权力制衡。自由与共和较接近，关心的是如何以权力制衡来保护少数，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人的自然权利不受侵犯。从某种角度而言，自由和共和就是对民主不信任，害怕其导致多数人的暴政。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争确切地反映了民主与共和之间的紧张。

　　再接着前题往下说。1688年前后的英国，大多数人根本没有选举权。财产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交税没到一定水平的，都没有选举权。妇女也没有选举权。那不是民主。但是，它没有政治垄断，有上层政治权力的制衡。也就是，有共和。这个共和，又是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形成的。有权选举的，都是有财产的人，特别是交税大户。1688年的时候，还没有工业革命。1760年才工业革命。那时候的财产主要是地产。所以，是土地私有制跟共和的对应关系。大家都尊重财产，就有一个保险在里面。我丢了权力不怕，因为我的财产不会被别人侵犯。这样，人就变得文明了，不会抓了权不放的。这在西方是一个传统，《圣经》里面就说，要爱你的邻居，保护别人的财产。不像中国古代，丢了权，皇帝可以把你的家产抄没，没有这种事。丢了权就丢了权，你就不当官了。地产还在那里，不是你死我活的。这是政治共和的一个基础。

　　没有明确的土地产权和市场，政府收税就没有道德标准。因为地价算不出来，比如，这里有一座山，你能知道它值多少钱？只有有人出价，有买这个地产的市场，才会有价值，基层政府的行政权、收税权才会有道德基础。否则，老百姓说，你侵犯我的权利。政府则说，我在给你办教育、修公路，你为什么不承担这个责任？这是讲不清楚的。如果有地价了，地价出来了，比如说，交5％，就没什么架可吵了。你不交5％，就是你的不对。你超过5％，我也可以说你不对。

　　地产的权限没有界定，谁该交多少税，都讲不清楚。所以，人就变得很机会主义，“公讲公有理、婆讲婆有理”，无法公认一个公平的收税规则。因为权利不清的时候，老就想抢人家的，因为抢不算抢。我白拿你的，也不算偷。那大家当然都想拿。地产不清的时候，人就不文明。而且，这个时候，有权的人可以任意解释，说我这样做就是对的。政治上就变成你死我活了，这个政治共和就搞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