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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站里突发血案
在泰安市，有一家农机加工站，老板姓毕，手下有4名员工，其中一个是自己的侄子毕延相。每逢老板外出，他就把小加油站生意交给侄子打理。血案就发生在2000年1月20日毕老板又一次外出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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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发现血案的，是加油站员工中姓王的小伙子。在面积只有几平方米的营业室里，他与被害人朱宏共处一室。王某睡在屋里仅有的一张小床上，朱宏在一张长木椅上将就，两人相距约两米。大约凌晨两点钟，王某在睡梦中听到很响的砸桌子声，当即挺身起床，看到朱宏满脸是血，同时发现屋里写字台抽屉锁被撬开。王某意识到发生了劫案，立即跑到距营业室外15米处的餐厅，去找临时负责的毕延相。此时，毕正躺在地铺上睡觉。王、毕二人又到隔壁宿舍叫醒另一名员工张某，3人一起来到营业室，拨打了急救和报警电话。半小时后救护车赶到，3人将朱宏送到医院。第二天盘点时发现，营业室内写字台抽屉里一千多元营业款被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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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后，朱宏因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死亡原因是受钝器打击头部造成多发性颅骨骨折，严重脑挫裂伤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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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在当地曾轰动一时的“1·21”抢劫杀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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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供认“故意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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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案发生后，当地警方立即展开侦破。侦查人员在现场勘察时发现：在朱宏睡的沙发垫子上，有大量血迹；地面上，有大量流注血迹；写字台台面和墙上，有大量喷溅血迹。写字台的抽屉锁被撬开，木椅的一根纵向被砸断，断茬新鲜。在营业室外东南25米的苹果园里，发现了凶器，是一根一米多长的弯头铁管，弯头处有片状新鲜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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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侦查视线首先锁定在现场的3名员工身上，毕、王、张被逐个找去谈话。2月1日，当警方再一次找毕延相谈话时，毕作了这样的交代：1月21日凌晨2时许，他拿了根铁管进入营业室，用铁管朝正在睡觉的朱宏头部猛砸，然后伪造抢劫现场，撬开写字台抽屉锁，将当天一千余元营业款拿走，随后把铁管扔到外面的苹果园里。回到餐厅后，他把营业款塞进火炉里焚烧，然后到地铺上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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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延相坦白交代的犯罪时间、过程、手段等等，与警方现场勘察情况基本一致。毕延相供述时的监控录像表明：他是在正常状况下陈述了作案过程。至3月份，毕这种有罪供述至少做出过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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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毕延相因故意杀人罪被批准逮捕；5月29日，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6月，法院首次开庭审理。在法庭上，毕延相不仅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还当庭宣读了自己亲笔写的一份《思想认识》。他写道：“对不起死去的朱宏，如能活着，愿当朱宏母亲的干儿子，为其养老送终”；毕还立下遗嘱：如果被判处死刑，让家人把骨灰撒在泰安附近的东周水库里。这一切都表明，杀害朱宏的凶手非毕延相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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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7月6日，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毕延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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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下达后，毕延相以“定性不准”、“量刑畸重”为由，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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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据“疑”为其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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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8月，当二审法官会见毕延相时，他全盘推翻了自己的有罪供述，毕第一次说出，他是在诱供的情况下，想要“先保命，再申诉”，才做出了如前所说的供述。在强烈的求生欲望下，死囚翻供，是常有的事情。二审法官发现，此案确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之处。2000年11月26日，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新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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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在重审中，曹炳增、曹君两律师担任了被告的辩护律师。这是一对父女，老曹是著名的刑事辩护高手，8年间曾使27人被宣告无罪或使控方撤销了案件；小曹30出头，是新泰市政协常委，刑事辩护方面新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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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曹接案后，细致地阅读了卷宗材料，并几次到杀人现场实地勘察，发现了此案中的诸多“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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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延相交代的作案动机，是他与朱闹了点矛盾。1月20日下午，即出事前不到十个小时，一台拖拉机挡了加油车辆的通路，毕让朱宏弄开，朱拒绝了，二人由此产生不快。而加油站员工都反映，朱、毕二人平常关系不错。仅为这点“不快”就行凶杀人，令人不解。于是，毕家人联想到毕延相是否有精神病。然而，鉴定结果表明：毕延相没有精神病，他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但属“冲动型人格障碍”。一个心智大体正常的人，竟“冲动”到这个份上，因为芝麻大的一点“争执”就将工友杀害？此为毕案中的一“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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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案现场有大量喷溅血迹，血喷到了比受害者睡觉的长木椅高出三十多厘米的写字台上，喷到长椅靠的墙上。然而，在毕延相的衣服上，却没有找到一点血迹，此为毕案中的又一“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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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毕的交代和案卷材料看，他作案时并没有戴手套。当时气温在零度以下，热手掌握着冷铁管，按理说会留下指纹，但在凶手所持的铁管上，却没有找到毕延相的指纹，此为第三“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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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延相对营业室的情况极为熟悉，他知道朱宏与王某同处一室，且距离不足两米，然而，他却敢连砸朱宏数下，而且砸的声音那么大，以至连椅子的纵向都砸断了，为什么不怕王某听见、发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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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伪造现场，毕延相盗走一千多元营业款，并将其焚烧。加油站的营业款并无特殊标记，随处可放，随时可用，对生活贫寒的毕延相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收入，他怎么舍得“焚毁”？他又为什么要冒着被当场抓获的危险，花费宝贵的时间去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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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炉灰中为什么没有发现一丁点残留物？最后的结果是，侦查人员从毕延相身上搜出了680元“赃款”，并返还给加油站。既被“焚烧”，何来“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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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延相的供述中，屡屡出现矛盾。2002年2月1日，他向侦查人员供述：“举起管子就砸朱宏的头”，“就砸了一下”；两天后的交代是“打了他三棍子”。之后的说法多是“砸了两三下”。也许是为了补救“就砸了一下”的说法，2月13日，毕向检查机关供述：“砸他第一下印象深，后来又砸一二下印象不是很深。”这真是令人奇怪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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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宏被“砸”时的姿势，毕延相有两种交代，一种是“朱宏躺在长椅上”，一种是“朱宏坐在长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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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案发时毕延相穿的衣服，他先是说穿着“毛衣、毛裤”，两天后又改口说穿着“绿毛裤，黑底白格夹克”。这些衣服律师后来都看到了，均没有喷溅血迹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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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两位律师发现，毕延相在作案时间上也存在着解释不通的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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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案发生后，王某找到毕时，他正躺在地铺上睡觉。这一点，王、毕二人的说法相同。王某还证实：听到很响的砸桌子声音，他立即起身，见朱满脸是血，急忙跑出去找毕延相。公诉人指控的情节是：毕延相手持铁管进入营业室，朝睡梦中的朱宏砸了三下，弄开写字台抽屉挂锁，从抽屉中拿走一千多元现款，把作案凶器扔到25米外的苹果园里，又到餐厅焚烧抢来的现款后，脱下衣服睡觉。毕延相从睡觉的餐厅到营业室，距离为15米；从营业室到苹果园扔铁管处，有25米，从扔铁管处到餐厅门口，又有26米。三地呈不等边三角形，毕延相从营业室杀人到苹果园扔铁管，然后回到餐厅，要走这个不等边三角形的两个边；而王某从营业室到餐厅，只需走三角形的一个边。毕延相完成系列动作所需要的时间，要远远长于王某。当天是农历腊月十五，夜间室外能见度达12米，在正常情况下，王某应该在营业室里或在营业室至餐厅的路上发现毕延相，或发现他正在餐厅里焚烧人民币，而不应该看到他正在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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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曹炳增、曹君两位律师的无罪辩护意见，没有被采纳。2001年10月5日，法院重审此案后，第二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毕延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损失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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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囚”最终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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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毕延相委托，曹炳增、曹君两律师再一次为当事人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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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的无罪辩护引起了二审法院的重视。2002年7月28日，二审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又一次撤销了一审法院重审的死刑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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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经过一个多月的补充侦查，第三次以“故意杀人罪”对毕延相提起公诉。2003年1月15日，第三次一审开庭，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公诉人认为，被告人毕延相主动坦白了罪行，并写下《思想认识》，当庭悔过，指控毕杀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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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上，检察院共出具了17份证据，其中有4份新证据。因为“老”证据对律师所提的诸多疑点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且由其支持的两次一审判决已经被二审法院裁定撤销，所以，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新证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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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证据中，有两份公诉人与案件侦查人员的座谈笔录，一份气象材料，一份侦查实验笔录。两律师逐一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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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谈笔录中，公诉人问一位李姓侦查员：“如果被告人手中持有一米多长的铁棍，砸向躺在椅子上的被害人的头，被告人身上是否可能喷溅上血迹？”侦查人员回答：“即便他身上有喷溅血迹也不是（会）太多。”对此，律师的反驳是：这种提问有诱导性、提示性。而且，侦查员并没有排除被告身上应该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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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上的质证更多地集中在“侦查实验笔录”上。该“实验笔录”记录了侦查人员所做的演练：持一铁管朝模型打击三下后又拽开营业室桌子的抽屉，然后出营业室门将铁管扔到加油站东南边苹果园里，接着又返回案发时毕延相睡觉的屋。多次演练整个过程均不超过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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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多次演练，是为了应对律师提出的一个观点，凶手要完成从杀人到装睡觉系列动作，大概需要二十分钟；而王某从听到砸桌子声音到找到毕延相，只需要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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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对该实验提出了疑义：如何确认凶手是远距离将凶器抛至苹果园，而不是近距离扔到苹果园或者送到苹果园？还有毕将营业款拿走并焚烧，也是在王某找到毕之前的事，“侦查实验”为什么遗漏了这个重要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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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退一步说，即使毕延相从作案到躺下假装睡觉的时间真的“不超过1分钟”，王某从听到声音到找到毕的动作，时间肯定要更短，他还是不应该看到毕在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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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2月13日，第三次一审开庭。由于此案没有一个直接证据证明毕延相杀人，在法庭上，公诉机关要求撤回对毕延相杀人的指控，法院作出准许公诉机关撤诉的裁定。毕延相当庭嚎啕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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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检察机关宣布对毕延相作出不起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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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延相从33岁身陷囹圄，在看守所里耗费了3年多时间。更加令人痛心的是，由于他的轻易“招供”，将案件侦破引入歧途，错过了取证、破案的最佳时机，使杀人凶手逍遥法外。而今，朱宏仍然含冤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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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案件，对于警方的刑事侦破，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应成为刑事侦破中实实在在遵循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准则。
本报记者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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