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广州5月12日电

　　　 5月7日，解放军四总部联合表彰全军防治非典先进单位和个人，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感染科集体和科主任侯金林教授等榜上有名。闻此消息，侯金林主任的妻子、南方医院检验科主管技师温淑娟感慨万千，作诗一首《你的奉献我懂得》：“妻儿有距离，病人零接触；体能不堪耗，加饭再奔赴；终日严包裹，誓把疫魔伏；无畏为了谁，诚与民祈福。”

　　　 5月10日，温淑娟从这首诗开始，讲述了广东省非典疫情发生以来侯金林教授的工作和生活。

　　　 自从1月30日老侯科里收治第一个非典病人开始，我们家的正常生活就全被打乱了。

　　　 老侯是传染病专家，他一开始就意识到这病不寻常。为防止医护人员在收治病人时被感染，继而通过家属进行更广泛的传播，老侯从一开始就要求科里的同事自行与家人保持距离。

　　　 就这样，每天晚上，身高1.78米的他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那段时间，事儿还特别多，要抢救非典病人，要治疗其他的肝炎病人，还有门诊和教学。作为科主任，他既为病人的病情着急，又担心同事被感染。压力大，加上晚上睡不好，他的记忆力也大不如前。为了不耽误事儿，每遇重要的事情，他总要嘱咐我提醒他。

　　　 一天晚上，我做好晚饭，女儿和我围在桌边，他却端着饭碗蹲到一边吃。那一刻，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任凭眼泪掉在碗里。

　　　 我知道，今年头3个月，他们科里本来就有300多个肝炎病人，加上近百例非典病人，全科的人都在超负荷工作。为了鼓舞大家，他在办公室黑板上写上“保家卫国，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并要求科里的同事吃好睡好，尤其要强迫自己多吃饭，不能有一个人倒下。

　　　 尽管拼命吃饭，尽管依靠“脑白金”维持睡眠，但3个月下来，老侯的体重还是急降了6公斤。

　　　 老侯是个幽默的人。非典刚开始的那阵子，他每次回家，都给我们娘儿俩讲一些非典趣事。后来，他不仅回家越来越晚了，表情也越来越严肃，话也越来越少了。老侯从前极力反对吸烟，可有一天，我居然发现他的口袋里装了烟，后来更是找我要烟。从他的这些变化，我意识到了非典的严峻性。

　　　 随着广东省非典病人的增加和人们对非典超强的传染性了解的增多，为了减少其他科室医护人员的风险，老侯主动向院里请缨，把院里的所有的非典病人由他们科统一集中收治，并担任医院非典防治小组领导成员。

　　　 从此，除了吃饭和睡觉，他每天生活在防护衣和16层口罩的严密防护下。遇有危重非典病人的抢救，更是防护加防护。一次，老侯带领大家抢救一位生命垂危的非典患者，要进行气管切开等“零距离”操作。为防意外感染，他和同事穿3层防护衣，在一次性口罩上面再加一个16层的加厚口罩。抢救进行了一整夜，他们也被厚厚的“盔甲”包了一夜。

　　　 那时，老侯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窗户，开窗透气。他太需要新鲜空气了。

　　　 最初收到病人的时候，病因不明，没有明确的诊断标准，没有可行的治疗方法。老侯带领科里的医生不断总结经验，主动与兄弟医院进行交流，坚持每天上网查找资料，掌握最新的国内外进展情况，使南方医院对非典的诊治水平一直保持在前列。

　　　 随着病情的发展，病人数量急剧增加，危险也越来越大。2月15日，一位转院过来的病人出现呼吸衰竭，必须紧急气管插管和上呼吸机。老侯立即组织医疗小组进行抢救。期间，病人3次出现心跳和呼吸骤停。他每次都和主管医师一起，不畏危险全力抢救。4月10日，一位台商病人转进来时，生命垂危。医院连夜成立了多科室的抢救小组，老侯亲任组长，连夜组织会诊。上呼吸机治疗的病人很容易排出病原体，对抢救的医护人员威胁最大，但老侯他们一直坚持到凌晨4时。第二天，他又准时起床赶到自己的岗位上。

　　　 3月份以来，他先后受总后勤部和国家疾控中心委托，多次奔波在广州、北京和长春之间，了解真实疫情，紧急救治病人。3月20日，他赶到北京302医院，以科里积累的经验，为该院调整病区，协助部署消毒隔离措施，为医护人员讲授防治要领。在长春，他为吉林确诊了第一例非典病人。

　　　 从北京回来没几天，302医院就打来电话，说医院姜教授感染了，请他紧急寻找非典康复者的血清。他心里一惊，自己与姜教授紧靠着开了两个小时的会，一起会诊病人，会不会……他一边连夜给姜教授联系血清，一边大把大把地吃“病毒唑”。

　　　 从长春回来的第3个晚上，不祥的电话又打过来了：长春有两人被感染，而他都是这两人的“密切接触者”。他放下电话，脸上掠过一丝的颓然：“这次我怕是逃不过去了！”但话没说完，他又去了病房。

　　　 虽然他一次次地化险为夷，但我并没有变得轻松，只要非典没有得到根本控制，他就随时有被感染的可能。我扳着指头数日子，盼望他们能早日战胜非典。本报记者 林炜 通讯员 杨飞 何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