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许多人，许多事，流星般擦过我们的记忆，绚目却经不起岁月的流逝。

　　二零零三年，春天。原本应当属于绿色和爱情的季节，却用世界最广袤的舞台，上演了一出被称作SARS的好莱坞式灾难片。清华的学生说，老的时候让我们再回忆这段日子；等不到老了，就在摘下口罩之前，跳动的笔尖按捺不住倾诉的欲望，我们想记录下这个非典型的春天。

　　当非典还只是“遥远”的南方的一个传说，还只是口沫横飞里的一种谈资，我们更多关注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战斧”，是文华酒店飘落下来的张国荣，是北大清华的两声巨响。公交车上偶然遇到戴口罩的少女，只会成为揶揄的对象。有人毫无遮拦咳嗽着，有人放肆地、象刘半农描述那样“哈啵依”般吐出一口浓痰……

　　好象就是一眨眼的工夫，所有人的面孔藏到了十六层的纱布后面。记得第一次领药时，努力地猜测口罩下面，是否有张熟识的脸。

　　接下来的日子，各种似真似假的坏消息充斥了我们的耳膜；接下来的日子，身边开始有躁动不安的同学陆续离校；接下来的日子，进出校门成了一种奢望；接下来的日子，大家开始带着五颜六色的“腰牌”分区就餐。喧嚣的校园突然平静，隔着围栏相望却不能相拥的情侣成了这个春天里最独特的一道风景……

　　突然间我们意识到，这不是一部好玩的电影，我们和我们的城市，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我们和我们的民族，正经历着一场生死存亡的考验。军医大学的一位研究生被抽调到抗非一线前，在网上以一个军人和一个大学生的名义发出了这个的呼喊：“国难当头，吾辈共赴之”。

　　“国难当头，吾辈共赴之”，好熟悉的文字，我们在金人铁骑马踏中原的时候听岳飞说过，我们在西洋利炮炮轰虎门的时候听关天培说过，我们在鬼子横行的时候听张学良杨虎城说过，就是这样的一种熟悉，恐惧没有了，抱怨没有了。记得好象是《南方周末》最先打出公益广告“SARS：Smile And Retain Smile.” 在灾难面前保持微笑的民族难道还有什么是不可战胜的？用独立的判断代替不安和焦虑，曾经盛极一时的玛雅文化真的是被瘟疫消灭的吗？拯救一个民族的，是这个民族自己；消灭一个民族的，也只能是这个民族自己。

　　这个时候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勇气。那些平时在我们看来只会收红包的医生，是如何义无返顾的用生命去换取生命，《时代》周刊说他们是“亚洲英雄”。……在广州，为救治一个病人二十个医护人员倒了下去的时候，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勇气。

　　这个时候的中国，最需要的是责任。飞机没有停，火车没有停，公共汽车没有停，道路每日依然会被清扫，一些大学生跑掉了，但更多的大学生坚守在校园，看到一位老师面对仅有的一个学生，依然一丝不苟地讲课时，我们明白了什么叫责任。

　　这时候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团结。北京人民医院门前的千纸鹤，居民楼里被隔离的普通市民，校园里不一样的五四歌会，还有那些我们或喜欢或不喜欢的歌手的歌声……在杭州，三千多人在母亲节的晚上，手捧着蜡烛聚集到杭州市人民医院的时候，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团结。

　　校园里有幅标语写的非常好“美好的生活只是象冰一样凝结，终究会象花一样重开”。不久前看到有人戴上口罩拍照留念，这伴随着我们一个季节的口罩或许将会永远扔在回忆里了。在摘下口罩之前，除了回忆，还必须思考，为了我们的生活不再象冰一样凝结而思考。对于历史，对于未来，对于将要在二十一世纪迎来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这绝对不是马后炮式的责问。再不可一世的病毒也有其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而只有当心中那个大大的问号变成惊叹号的时候，这场灾难，或许才算真的结束……

　　需要思考的有很多很多：国人吐了几千年的那口痰是不是还打算吐到22世纪；伸向野生动物的筷子刀叉什么时候才能填满无底洞般的胃；那些平日里被称作“宠物”的猫狗在灾难面前是不是该做棍底冤魂；四川等地流传的“小孩出生会说话，绿豆汤可以防非典”，广西等地的鞭炮声声，这些我们老祖先们留下的“光荣传统”还要继承到什么时候；我们还有那些发国难财的同胞，那些趁火打劫的同胞，那些麻木不仁的同胞。

　　余秋雨先生说：“当一切很快过去，回过头来会发现，我们迈出了多么大的一步！”

　　但愿！

　　……

　　摘下口罩前一些不成章法的杂感,纪念我们共同走过的，那段不平凡的路……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侯巍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