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华：一个影响较大的案件，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并引发出很多不同的观点，我认为这样的讨论本身，对于推动中国司法的文明和司法的改革，都非常有意义的。

　　近期以来，中国的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中国司法的状况以及有关的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今年的“非典”肆虐时期，广东的孙志刚案件，就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批评和讨论，并直接带来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以及与此相关的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大讨论。我也非常高兴地注意到，一些地方针对房屋拆迁案件，上访申诉者的收容遣送案件，甚至劳动教养案件，出现了请求最高立法机关予以违宪审查的呼声。这表明，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一些具体的个案进行评论，而是运用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认真地推动这个国家司法制度的变革。社会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和权利意识的觉醒，是中国法制的希望，也是中国司法走向文明公正的希望。

　　关于刘涌案件的讨论，我和大多数的网友一样，对案件的具体事实和情节并不了解，刘涌究竟该不该判死刑，甚至究竟该不该判有罪，都应当由国家的司法机关按照合法的公正的诉讼程序，来作出权威的判决。

　　当然，一个案件的判决产生以后，社会各界有权对它评头论足，也有权对它予以批评。但是我们要知道，案件的办案过程和办案程序，是不是具备公平正义的标准？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辽宁高院对刘涌案件的终审判决，在程序上存在重大的瑕疵，因为它没有在判决书中解释它判决的理由，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对一审的死刑判决作出改判，也没有向社会公众披露案件判决背后的隐情。从而导致社会各界对他的质疑、怀疑甚至批评。

　　最近几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在倡导判决书的改革，要求各级法院在判决中充分地说明理由，并将这一点作为维护司法公正推动司法改革的重要步骤。但非常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各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尽管在篇幅上有所增加，在说理上有所加强，但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法庭上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予以回避，使没有参加庭审的人无法了解双方的争议所在。第二，法院在判决被告人有罪甚至判决被告人死刑的时候，对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事实和法律，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而只是留于罗列证据。第三，对于法院不准备采纳的观点事实和证据，判决书也不给予充分的解释和说明，甚至对有关的观点，故意地忽略不计，不予置评。判决书对一种观点不采纳这并不奇怪，但令人奇怪的是，不给出任何说明和解释，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司法专横，也容易带来司法的恣意妄为，甚至出现司法腐败。

　　刘涌案件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是：法院的判决除了要充分地说明它的结论以外，还要向社会公众充分地说明判决的理由和相关的信息。今天的法治社会，已经不容许那种任意的、专横的、武断的判决书的存在。人民法院要继续推动司法改革，就应该从判决书的改革入手，强调判决书的说理性，让社会公众真正了解判决的依据和理由。这既是司法民主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信息公开等民主制度的要求，对于这一点，我国各级法院，其实应当从中吸取最大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