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1799－1837）生于莫斯科，殁于圣彼得堡

　　□林精华

　　圣彼得堡像欧美殖民地，少有民族根基，而多与外国混杂，却不和本土大众融合。（果戈理）

　　圣彼得堡主要是官方的，是新俄罗斯的复兴；莫斯科是古俄罗斯的，是旧俄国的首都。（H·戈尔谢瓦诺夫）

　　莫斯科乃俄罗斯人民中心之城，而圣彼得堡相对而言是外国的城市，它显示的是老巴罗克风格，充当的是帝国中心之都。（E·特鲁别茨科伊公爵）

　　圣彼得堡的重要性在于“比起莫斯科来，它考虑欧洲民主的高级理念要早且深刻得多。”（别尔嘉耶夫）

　　18世纪

　　1703年5月27日（俄历5月16日），彼得大帝开始建立被命名为圣彼得堡的新城。1712年彼得发布圣彼得堡作为帝国新首都的通告。

　　由此引发的反对声音和赞同意见此消彼长。随着彼得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强硬统治，圣彼得堡度过了它第一个艰难岁月，成为世界著名首都，可是争论却没有终止，更多的“莫斯科人”和“圣彼得堡人”卷入其中：圣彼得堡城绝大部分人士是莫斯科移民，他们要为这个新首都辩护。著名作家A·苏马罗科夫在1785年说：“彼得改变了自然界，但给了我们新的心灵。”1773－1774年间受聘于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狄德罗，曾经指出圣彼得堡作为边境城市的不合时宜性，认为一个国家的首都位于国家的边陲地带，就如同人一个人的心脏发生了位移，或者一个人的肚子长在了大脚趾上，如果法国宫廷把都城从巴黎迁到马赛，那么法兰西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就会崩溃。

　　在众多挑起圣彼得堡是非之争的言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M·谢尔巴托夫公爵（1733－1790），这位帝国社会乌托邦分子和著名学人写下了《莫斯科，请忘却她》（1787）。他声称：莫斯科乃国家权力的守护神、祖国神圣荣誉的保护者、知识的珍爱者、和平生活的福地，但皇帝抛弃了莫斯科，由此导致俄国的纲常伦理被严重损坏，但莫斯科这处神圣的“第三罗马”之地绝不应该荒芜。

　　这个吁请的重要性在于：动用“第三罗马”概念质疑圣彼得堡作为首都的合法性。公元988年古罗斯经由拜占廷（即君士坦丁堡）接受东方基督教——东正教，俄国就信奉拜占庭乃“第二罗马”之说。1204年君士坦丁堡这个“不朽之城”被十字军占领，1453年被“异教徒”攻陷，但这个史实却没有动摇俄国对“罗马”的信仰，而是孕育出一种神奇的新意识，即俄罗斯要成为基督教的真正信仰者和保护者、莫斯科是拜占廷的直接继承者或第三罗马。随着莫斯科战胜鞑靼蒙古、斯拉夫民族信念显示出生机，随着东罗马帝国走向衰亡，“莫斯科—第三罗马”意识被提升为一种民族理念。普斯科夫一修道院修士菲托夫在《神圣的古罗斯》中提出世界历史是三大罗马／三大帝国的历史，第一罗马败于崇拜多神教，第二罗马拜占廷败于同天主教的复杂关系，此后历史属于第三罗马——作为东正教中心的莫斯科。俄罗斯要拯救世界的弥赛亚理念就这样通过莫斯科而由此形成了！

　　因而，彼得大帝迁都圣彼得堡，这在老莫斯科人看来，乃是对古老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施以暴力。可是，这又提示了圣彼得堡人策略性地使用“罗马”概念：18世纪中叶就有人把圣彼得堡比作新罗马，认为它是对“第三罗马”莫斯科的延续，是最后一个罗马，是一个新的圣城。

　　在谁拥有罗马优先权之争中，“城市－长生鸟”成了莫斯科的神话，尤其是莫斯科一次次在战火或火灾中复兴起来，这种神话更获得了广泛影响：斯拉夫派理论家K·阿克萨科夫就声称“莫斯科在灰烬中又复活了，并且是随着俄罗斯大地一道复活的”。与之相对应，圣彼得堡乃“注定要灭亡之城”，原本就有的圣彼得堡乃反基督城之说被进一步强化：著名政论家赫尔岑公开声言：“圣彼得堡永远会促使任何一个正派人去诅咒这个巴比伦。”

　　19世纪

　　19世纪，关于圣彼得堡的争论变得更为复杂了！

　　争论之一是关于城市建筑理念。圣彼得堡最早的建筑风貌尽管要兼有莫斯科形象，但是在“理想城市”建设方案中，圣彼得堡睿智地模仿了罗马、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市的形象，莫斯科形象消失在外来的借鉴风格中。多年后波罗的海地区一个德国人甚至称，“圣彼得堡乃一座人造城，她的产生是神速的，与俄罗斯帝国发展同步，她的衰落和消亡也会是这样快速的。”当然，还有另一种声音，说圣彼得堡乃“造型艺术之城”，圣彼得堡使东西方建筑艺术和谐起来的做法，教会了俄国人选择建筑韵律。

　　当然，更为重要的争论是关于圣彼得堡功能或使命所掩盖的问题。在这方面，普希金是很有代表性的：1833年的叙事长诗《青铜骑士》（副标题“圣彼得堡故事”）叙述圣彼得堡对国家的意义和对具体居民的价值是分裂的，而彼得大帝骑着腾空飞跃的骏马雕像，作为圣彼得堡的地标，其面向西方的意义，在下层市民看来乃恐吓普通人之物。

　　19世纪初圣彼得堡获得异己之城的名声已经公开化，著名畅销书作家苏马罗科夫（1760－1846）在其《旧风俗与新生活方式》（1841）中称，莫斯科有我们的乡村教堂、皇宫、美丽的郊区、祖传的定居生活，而圣彼得堡只有豪华的建筑，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俄罗斯式生活。

　　斯拉夫主义创始人之一A·C·霍米亚科夫之作《论新与旧》（1839）提出，新时代是从彼得大帝建造圣彼得堡开始的，它使俄国变得和西方一模一样，而西方于俄国而言是格格不入的。1856年K·阿克萨科夫在《首都的意义》中称圣彼得堡为“俄罗斯的外国首都”，认为圣彼得堡割断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吁请皇帝迁都回莫斯科———“人民的首都”，放弃圣彼得堡这个只是属于“政府的首都”，否则只能以“函授方式”间接管理俄罗斯。

　　不过，19世纪后期两派之争有和解趋势。新斯拉夫派作家和出版家B·M·加尔申（1785－1888）声称，“莫斯科是俄国生活的自然作品，而圣彼得堡乃人工制造的树木和人工喂养的植物。俄罗斯需要莫斯科，圣彼得堡需要俄罗斯。圣彼得堡乃寄生物，即使整个俄罗斯病了，圣彼得堡却在发表长篇大论。”

　　总之，在19世纪知识精英的争论中，圣彼得堡是文明之城，如果圣彼得堡认为莫斯科乃拜占廷——亚洲的落后之所，那么莫斯科则把圣彼得堡看作欧洲的外省；或者相反，如果说莫斯科是俄罗斯的精神家园和祖国古老荣誉的维护者，那么圣彼得堡则扮演了俄罗斯的西方性文明之代表的角色。

　　白银时代

　　19－20世纪之交，俄国文化迎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代，史称白银时代。

　　在白银时代，关于圣彼得堡身份认同问题依然很敏感，但争论方式和思想进步了。A·梅尔特瓦格这位以研究俄国土地问题著名的经济学家、以编辑经济学周刊《主人》而著名的出版家，写下著名的散文《圣彼得堡与莫斯科》，称“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个世纪的对立期间，不是政治而是文化创造了他们的不朽。莫斯科是从‘土地’里成长起来的，因此有着强烈的保守特征。彼得大帝不能容忍莫斯科的保守主义，而莫斯科的保守主义也不因为体力崇拜时代的退却让位于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两百年前对于新生的俄国文化力量而言，圣彼得堡还只是人工育苗的花圃，国家文明之力在此慢慢生长着。而莫斯科人喜欢确证，圣彼得堡不是俄罗斯之城。可是，俄罗斯与外国文化杂交，加速了圣彼得堡的发展，并赋予了它多种很像西欧文化的特征。……圣彼得堡乃俄国现代文化力量的避难所，莫斯科则反映了俄国文化的不足，以至于有什么样的俄罗斯就有什么样的莫斯科。莫斯科从俄国接受的文化资源比圣彼得堡的中等水平还要低，因为悠久历史使它在文化创造力方面远落后于圣彼得堡，但是莫斯科具有圣彼得堡所没有的大胆”。主要在圣彼得堡活动的著名象征主义文学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著名的长篇历史小说《基督与反基督者》第三部《反基督者（彼得与阿列克塞）》中，已经构筑了圣彼得堡与莫斯科分别为“进步”和“落后”的形象，而且这种“进步”与“落后”之争是血淋淋的，尤其是圣彼得堡的“进步”是以牺牲俄国的宗教信念、俄国的人性为代价的，但是这种进步又是必要的。

　　1918年俄国突然出现一个讨论圣彼得堡的高潮：这是因为十月革命导致知识界预感圣彼得堡要发生巨变？还是知识界本身要借圣彼得堡表达什么思想？1918年圣彼得堡一家出版社推出了《圣彼得堡与莫斯科》论文集，包括《圣彼得堡的本质消亡了吗？》、《圣彼得堡与俄罗斯的经济命运》、《守卫涅瓦》等，对十月革命后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进行重新评估，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旧圣彼得堡的怀恋和维护，坚信“圣彼得堡不是皇帝的臆想所为，也不是官僚政治的虚构之物。圣彼得堡乃伟大人民的天才思想，是对人民的创造力和天才的证实。圣彼得堡是被俄罗斯文化所征服的俄国北方”。著名政治家和出版家H·乌斯特利亚洛夫在《圣彼得堡的命运》（1918）中称，“正是圣彼得堡时期才把俄国从莫斯科外省的乡村小院引向了真正欧洲和世界大国之途”，“经由圣彼得堡才使得古罗斯变成了伟大俄罗斯”，“俄罗斯若是再要复兴，首先就应该接受自己历史的圣彼得堡时期，接受圣彼得堡的‘理念’和‘灵魂’。圣彼得堡的灵魂应该复活，彼得大帝的事业也要成为俄国人民的事业。俄罗斯要把历史的逻辑和力量扭转到彼得大帝之路和传统上来。”

　　苏联时代

　　十月革命后，经由彼得格勒变成了列宁格勒的圣彼得堡，很少被苏联纳入文化平台上讨论：一方面因为迁都莫斯科，对这两个都城的定义基本上由其政治地位确定，试图继续从文化上另外确认其形象将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冒险行为；另一方面，白银时代大批关注这两个城市的知识精英流亡国外，苏联境内已少有能从文化上评价与莫斯科相对应的圣彼得堡的博学之士。可是，两个世纪的圣彼得堡所生成的独特形象和所积淀的宏大意义，和体现俄罗斯本土性的莫斯科一样，成为海外侨民认同故土的精神资源。

　　不同时代俄国眼中的彼得堡形象总是与莫斯科联系在一起的，并因为各自的文化意义在不同阐释中不断得到释放，以至于彼得堡形象随时代变化而常新。这种情形，类似于海涅谈“慕尼黑／柏林”，或者是大仲马、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人谈“巴黎／外省”，通过参照系把所要讨论的城市及其形象更明确地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