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活够”只为捐献角膜
■引起争议才知法律不允许
不久前，77岁、身体健康的重庆老人张云峰向媒体表示：希望媒体帮助他安乐死。据7月14日媒体报道，张云峰从报上了解到“重庆眼库告急“，已有近12万人因眼角膜问题失明后，心里十分着急，虽然去年就在重庆眼库做了眼角膜的捐献登记，可由于身体健康，“远水解不了近渴”。他于是将希望寄托在了安乐死上。
■在金银湾，张云峰是“名人”
申请安乐死者多为绝症患者，健康的人为何要申请安乐死？赴重庆之前，记者先电话至张云峰居住的小区居委会，以确认张云峰的身体健康状况及对安乐死的理解程度。
接电话的是金银湾居委会的主任，叫李琪容。原以为她要找张云峰了解一下才知道，没想到她说，不用去了解，张云峰在金银湾是“名人”，我知道的。他除了耳朵听力不好，没什么大毛病，记忆和思维都比较清楚，走路做事也都麻利；他对安乐死的理解，她也问过，是“往体内注射一种致命的药，人死时不会痛苦”。
记者问，张云峰是“名人”，因为什么？
她说，你不是要来吗？来了就知道了。
果然，到金银湾记者随口一问，就有热心人带路，丝毫不费劲就找到了张云峰。
他的出名是因为“安乐死”吗？
■家庭和睦，家境殷实
张云峰瘦高、矍铄，但健康状况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好。其妻王安菊说他有陈旧性髋关节移位的毛病，曾在1985年和1991年脑溢血病发，至今尚未复发。不过，这些毛病并不至于痛不欲生。因眼睛和其他一些器官很健康，早在去年张云峰就在重庆眼库做了眼角膜的捐献登记，在重庆医科大学办了遗体捐献的手续，自愿将遗体、器官、组织全部捐献给医学事业。他家的经济状况也不错。记者已从带路的人那里了解到，他夫妻俩都拿退休金，又出租了一间房，平时很节约；膝下一女，在昆明工作，收入较丰，又孝顺，为了照顾二老已在附近买了一套十几万的房子。夫妻感情不十分清楚，据说，王是他的第三任也是第一任妻子，邻居们也没有听过他们吵嘴。
这样的生活，为什么还要“安乐死”呢？
■听力不好，却摔助听器
屋子狭窄而潮湿，家具简陋。除一台较新的冰箱外，显眼的东西就是竖放在桌上的荣誉证书和“文明市民标兵”的奖牌了。
张云峰说话声音很大，爱人王安菊让他戴上助听器，张云峰似乎不太愿意，但还是戴上了。记者说明来意，张云峰却还没听清楚，他懊恼地摔下助听器，说：“啥子助听器嘛，花了千多块，还听不清，不如把钱捐给灾区的老百姓。”
王安菊很耐心地收起助听器，不好意思地说：“他看到别人嘴巴在动，自己又听不好时，就着急，性子急。你说，我讲给他。”
在对话中，王安菊凑在他耳边一一把问题翻译给他，很耐心。
■他申请安乐死，老伴竟然同意
记者曾向重庆媒体的记者打听这一消息出台的经过，张云峰的叙述与之大体一致。
张云峰在报纸上看到“重庆眼库告急”的报道，上面说已有近12万人因眼角膜问题不能复明，张心里一急，就给报社去了电话，事先并没来得及与王安菊商量，因为当时王安菊在外买菜。
王回来后，张将想法一说，王开始以为他脑子有毛病了。后发现张的思维和语言表达正常，便稍稍放心，但并不同意张这样做。
张反复开导她，还举出好些老人患重症后，痛不欲生的事例。张说自己快80岁了，反正都有一死，与其等着生大病而死，不如帮助别人而死；而且，去年已在相关部门做了眼角膜和遗体捐献的登记，现在重庆眼库一个角膜都没有了，晚献不如早献；如果安乐死，国家可以节省每月500块的退休金，转而支持三个低保户（每月185元）。
王竟然同意了，并在第二天接受报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老伴做好事我都支持他”。
■安乐死是否准许，事先不知道
“你老伴以生命去换让别人复明的两个角膜，你为什么还支持他？”记者十分不解。
“不说支持，他会天天着急地缠着你。去年他要捐献遗体，我觉得人还没走，先办这种事，太不吉利；后来他天天缠着我说，让签家属意见……久而久之，我也想开了，人死之后万物皆空，于是就签了字。这次，我隐隐觉得一个好端端的人安乐死，国家可能会不允许，所以就表示支持，怕他着急脑溢血复发。”王小声地说。
“你事先知道安乐死没有通过立法吗？”记者惊奇。
“他不知道。等我买菜回来，他缠着我说时，隔壁的小伙子听到了，说了一句。”王说。
隔壁的小伙子说，他其实也不很清楚，只是猜测，哪能给一个好端端的人“安乐死”？
记者凑近张云峰，大声地问：“你打电话前知道安乐死不准许吗？”
张云峰说：“开始不知道，报纸后来对这件事组织了讨论。通过读者的讨论，我才知道健康人不能安乐死，我有点骑虎难下的感觉。”
■弟弟、女儿都不同意
“为什么一定要安乐死？你的生活不如意吗？”
“如意。我没什么后顾之忧了，女儿的工作生活条件很好，老伴的思想工作也做通了。我年纪大了，反正也得走那一步。而且是为了帮助别人才死的，很光荣。”张一副很想得通的样子。
接下来的对话，陷入了一个怪圈，始终围绕着“为什么要安乐死”、“只是看到盲人可怜”的逻辑，一直没有深入下去。记者隐隐觉得这样沟通不是办法，决定采访与张有血缘关系、非常了解他的人———他的弟弟和女儿。
他弟弟远在上海，电话里迎头就说：“这事他几天前跟我提过，不管国家同不同意，我不同意！讲实话，他好心得有点……哎，金银湾受过他帮助的人还少么？尤其当得到领导表扬后，干劲更足。他自己的困难却从来不提。1957年被打成右派，曾想不通；1978年平反时，他看到个别领导诚恳道歉，心一下子就软了，当组织问他有无困难、给他补发工资时，他一分钱都不要。”
张的女儿直到接受电话采访时，才知道此事。她大吃一惊，与记者草草聊了几句后表示要问问爸妈再谈。问过之后，她打电话来，似乎已释然：“他没别的目的，就是好心，觉得近12万的瞎子不能复明，一时冲动；他这个人看电视也会着急、掉眼泪。金银湾的人都知道他，爱帮助人、还有点出风头。我跟他说，无论如何我也不同意。”
■他始终活在他的时代里，很正统
记者走访了一下金银湾。除了一个邻居说他“太爱管闲事、有点出风头”外，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他正直、热心、闲不住、乐于助人：65岁仍带头夜巡；带头捐款修路和修建公厕；厕所被堵，带头捐款换管并参与疏通；为解决群众照明，奔跑数月办理各种手续……对于“安乐死”的想法，邻居们觉得搁在他身上比较好理解，但觉得不值。
居委会李主任肯定地说：“他的确是个好心人。虽然有人嫌他太爱管闲事，但碰到解决不了的事，一些居民又希望他能出头。”
记者问为什么说他“太爱管闲事”？
李主任很委婉地说，他给人的感觉是说话比较直，可能是不同时代的原因吧，张老好像不太懂人情世故。他始终活在他的时代里，很正统，而且又希望别人都跟他一样，当然就有点那个。别人有一点不对的地方，他就指出来，肯定得罪人。比如说，一家低保户，每月享受低保金；后来这家的收入发生了变化，不应再享受低保金了，因为社区大，街道一时没有发现，他发现了，当面指出来。还有的人爱打麻将、出租房子给没有准生证的人，他只要知道，都管，难免得罪人。
末了，李主任总结性地说：“但凡没有利益冲突的，都从心底里尊敬他。由于他一直坚持做好事，他的名字多年来常常见报。”
■唯一心愿，是能被追认为共产党员
再折回去问张云峰：“现在你骑虎难下了，怎么办？”
他的话让记者吃惊不少：“记者，你帮我呼吁一下，如果能成为一个特例，就好了。”
记者：“假设批准你安乐死，你有没有未了的心愿？”
他非常期待地，看着记者：“我唯一的心愿就是能被追认为共产党员。”
记者不理解，他已经得到很多人的认可了，为什么一定要入党？
“你不会是为了入党而要求安乐死吧？”记者坦言。
他笑着说：“50多年了，要是为入党而入党，我改变我看不惯、讲直话的性格早就能入了。但我认为‘看不惯’、‘讲直话’是一个党员应有的准则，我希望能通过党的考验。”
“那为什么一定要以入党来证明自己？”
“加入共产党，是对我这一生的肯定。”他振振有词地说。王安菊在一旁说：“靠近组织是他一生的心愿，他一直在尽力，交了5次入党申请书。他觉得只有入党了，才算得到社会承认，人生才完满。”
王又说，每当他被邀请参加一些比较大的会议，被人当成老党员时，他就非常尴尬和难过，觉得名不副实呀。说到这里，记者看到张云峰眼里闪过一丝亮光。
■五次入党申请，五次没通过
原来，入党一事是张云峰多年来的心结。从1948年写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到2002年，张云峰一共交了五份入党申请书。
1948年他受周成铭（烈士）的影响，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后因周在渣滓洞被害，此事不了了之。
1955年在西南一公司预制厂工作时，由于积极肯干，被评为厂劳模，为此写了第二份入党申请书。一次大扫除，干群都积极参加，而支部书记却提着一桶水去洗澡，他为此写了一篇批评文章，讽刺说，书记也搞大扫除。后有关领导说张攻击党，没被批准。
1957年在重庆建管局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为此交了第三份入党申请书。而在大鸣大放运动中，给“统销统购”提出建议“菜油票不能限当月有效，应三月或半年有效，否则造成月底排队购物，造成人为紧张”，被打成“右派”（此事记者在1978年张云峰平反的有关文件里得到佐证）。
1983年张云峰在重庆市川煤十二工程处劳动服务公司任经理，两个副经理都是党员，而他不是。于是他写了第四份入党申请书。支部书记作为第一介绍人签名表示“同意入党”；而第二介绍人拒绝签字，认为张云峰当了经理后，账上有亏损。张云峰表示“亏损是用于扩建办公楼和添置设备了，如有任何问题愿意坐牢”，并一气之下撕了入党申请书说：“我一定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让共产党追认我为党员”。支部书记认为第二介绍人行为不妥。
此后十余年里，张云峰一直坚持做好事，希望能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直到去年他到重庆眼库做了眼角膜的捐献登记和在重庆医科大学办了遗体捐献的手续后，又上交了第五份入党申请书。
■在入党问题上，群众对他的评价好坏参半
那么，第五次被批准了吗？张云峰说，尚在考察过程中，似乎不行，好像说我年纪大了。
记者就此采访了居委会李主任，她说：“上面还没有批准，上次开会时似乎说他年龄大了，他知道后，流露出那种非常失落的眼神。”
大坪街道城管办副主任、金银湾党支部书记李福林告诉记者：“17日上午，张云峰拿着报道他‘要求安乐死’的报纸找我，严肃地说，他如果被允许安乐死了，请党组织考察他，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李福林坦言，张还没被列为培养对象。但张的确一直想入党、一直想了却这个心愿，在他的管辖范围内，这样执着的还是第一个。李说，“对于年龄大的人，党组织要求颇有威信、还要有特殊贡献。他第五次入党申请书交来还不到一年，组织正在对他考察。”
记者问李福林，对张云峰本人，有什么看法？李福林说：“他退休前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在金银湾他做了很多好事，我在支部党员会上也多次要党员们向他学习。”但他又说，群众对张云峰的评价好坏参半。记者问，“是不是张云峰受传统教育影响很深，还是以前的思维方式，所以有人觉得他格格不入？”李书记说，差不多吧。
■在他眼里，入党就是对“好人”的认可
记者采访了两个跟张云峰差不多年龄的老党员。一个说：“我理解他，在他眼里，入党就是主流社会对好人、优秀的人的认可。”
另一个与张熟悉的人说：“不知道他图啥？升官、发财？他都一大把年纪了。说他为入党，动机不纯？不对，我觉得不值。”
我把这两人的说法告诉张云峰，张云峰大声斥责第二种说法太自私，“亏你还是共产党员！”
旁边的王安菊劝他不要激动。他不听，打着手势说，“十多年前，我曾说过，一定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让共产党追认我为党员，男子汉说话一定要算数的。”
临走时，记者准备拍照。王安菊有点不好意思，连声说，哟，屋子太乱了。张云峰却将荣誉证书、文明市民标兵的牌子擦了又擦。
■文并摄影/本报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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