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重庆已慢慢抚平了“三金”“三乱”带来的创伤。本报记者王景春摄 |
□本报记者曾民
“我们不再接受记者采访，我们只想把债追回来。”重庆大渡口区非金融机构债权债务托管中心一名官员说。
7月8日一早，六七个来自全国不同媒体的记者不约而同地拥到重庆市大渡口区非金融机构债权债务托管中心，采访在这儿进行的公开招募讨债高手活动，一律遭到了该中心的拒绝，理由是“没想到产生那么多的其他社会影响”。
但该中心对前来洽谈的社会讨债人士还是积极接待，热情地向他们介绍债务情况以及讨债的相关事宜。
大渡口区非金融机构债权债务托管中心是代表区政府处置债务的临时机构，6月21日，这个机构在当日出版的大渡口报上发表公告，向社会招标追讨一批债务。
公告上说这一行为是“经区政府研究同意”。令大渡口区领导与托管中心没想到的是，他们的这一做法一石激起千层浪，除了引起愿为政府效力讨债的社会人士积极响应外，还引起了人们关于政府、法律、秩序、信用的思考与关注。
这次招标追讨的债务额高达7688万元，是1999年大渡口区清理整顿“三金”、“三乱”以来社会各行业的54个债务人欠下的。这些债务大多数已经由法院判决应当由当事人归还政府，但债务人就是不还，法院多次进行强制执行，结果是无功而返，因为欠债者多数已将财产转移或隐匿，并长期躲债在外，还有的是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难以收回。
大渡口区称此举是“慎重”的，而且也是“无奈”的。“慎重”是指这次招标是区里开了常委会讨论定下的，“无奈”一是因为别无他法，二是因为成本。这7600多万的债务，按15%到25%的比例奖励，区政府要付出超过1000万的讨债成本。这还不算打官司的费用、托管中心的运转费用以及其他社会成本。
“三金”和“三乱”
招标讨债是1998年以来重庆地方政府清理“三金”、“三乱”的尾声。如果这近8000万债务能追讨回来，则意味着大渡区政府已慢慢抚平了“三金”、“三乱”给地方金融、社会秩序带来的疮伤。
几年前的地方金融失序---通常的说法叫“三金”(农村合作基金会、乡镇企业投资公司、供销社股金服务部的统称)、“三乱”(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的简称)让大渡口区以及重庆市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重庆近几年的很多重大新闻事件都和几年前的地方金融失序有关。
从1999年3月18日清理整顿开始到现在的几年时间里，市政府和各区县政府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就是处置“三金”、“三乱”问题。
在去年的一份市政府文件中甚至明文规定，对处置“三金”、“三乱”问题不力，出现偏差，导致出现社会不稳定现象的，各区县的主要负责人要受到严厉的党纪、政纪处分。
“三金”“三乱”吸储200亿
今年5月，上世纪90年代红极一时的“风光老板”周良瑛被重庆市南岸区检察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虚报注册资金、抽逃出资等数项罪名提起公诉，吸引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44岁的周良瑛被捕前是重庆嘉丽集团的老总，早在1983年，只有小学文化的她凭自己的裁缝手艺开创了自己的事业，成立了重庆南岸嘉丽服装厂，生产各式服装。其后，她顺势而前，不断扩大生产，走集团化道路，成立了重庆嘉丽实业总公司，1995年，该公司以不俗的业绩跻身于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名列“重庆私营企业五十强”的第四位。周良瑛也因此在重庆家喻户晓。
90年代初大办金融机构的风在重庆刮起，具有商业头脑的周良瑛抓住了这一“商机”，“突破”自己的主业，于1994年8月介入了金融业，与其丈夫陈某等人成立了重庆市南岸区金鑫合作基金会，她担任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与其他基金会一样，金鑫在毫无规范的情况下，肆意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存款，仅4年多时间就累计吸收公众存款达2.66亿元。
会做服装生意的周良瑛并不懂金融、投资，有了资金，她乱上项目，乱投资，到1999年3月清理整顿时，她办的基金会亏空高达6000多万元。
重庆渝台投资发展公司的老板陈钢，是重庆金融“三乱”中的一个典型。他曾是重庆某文艺团体的二胡演奏员，1989年曾经因偷漏巨额税款被判刑。出狱后，他于1996年组建了不具备从事融资业务资格的渝台投资发展公司，擅自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短短两三年时间，共吸存1400多户，金额近3000万元。
这位“民间金融家”有了钱，就开始过奢华无度的生活，车开厌了奔驰换凌志，坐厌了凌志又换卡迪拉克，进口高档轿车换了五六种。
在夜总会，陈钢长期有固定的包房。他的一次“壮举”是一时高兴，就叫夜总会所有的“小姐”排队领钱，每人200元。
关于他的一件更离奇的事是：有一天夜里，他突然想吃青蛙肉下酒，便命令全体员工出动，打着火把手电到野地里去捉青蛙，每人发给夜班补助费。
经他大肆挥霍，到清理整顿时，储户的近3000万现金已所剩无几。
曹阳在重庆也曾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在重庆所有“三乱”机构老板中，他的学历、地位最高，留给政府的包袱也是最重的。
他曾任过开县副县长、沙坪坝区科技副区长，1991年又兼任重庆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1993年6月，他和该区人事局副局长罗广芬创办重庆新大地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996年7月又创办重庆汇鑫城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常年以30%-48%的惊人高息揽存，总额达2.48亿元。
但到1999年3月被清理整顿时，这两家公司只是货币资金不足300万的空壳，大部分资金都付了高息以及被投资失败消耗掉了，还有的被曹阳挥霍了---据了解，他挥霍的资金可能不低于3000万元。仅购买古玩、字画他就花了800多万，但可笑的是，附庸风雅的曹阳却是个不识货的草包，经专家鉴定，他买的古玩、字画中，70%是赝品。更离谱的是，曹阳曾以680多万元的高价买了两个“夜明珠”，而实际上这两颗“夜明珠”也是假的。重庆信德投资公司老板刘先杰，高息揽储2.11亿元，最后亏空高达5000余万元。他生活的奢华在重庆也是有名的。他耗资千余万元建造的“信德别墅”占地9亩，这座“豪宅”在去年南岸区的拍卖会中倍受关注。在“豪宅”里，字画、文物、工艺品、花木、名犬、家电、家具等琳琅满目，仅世界名犬就有24条，价值200多万元，为了这些“爱犬”，他还建了“狗宅”，配备有专门的饲养员和驯养师。
90年代中期，像曹阳、周良瑛的基金会、投资公司，在重庆可以说是遍地开花，据统计，在短短五六年间，重庆大大小小的“三乱”金融机构发展到2000多个。
由于“三乱”机构许诺支付的利息最高达到48%，低的也是15%以上，是同期人民银行规定利率的一倍、二倍甚至数倍，自然吸引了大量储户，这些机构迅速吸纳公众存款近200亿。与此同时，国家的正规银行因为利息低却失去了吸纳存款的优势。
政府举债清偿资金
乱集资的下一道程序是乱投资，由于不是专业人士，又没有严格的投资评估、抵押制度，很多投资如同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清理整顿后，这近200亿的存款出现了大量亏空，存款人不能兑付本息，发放的贷款和债务不能按时收回甚至被恶意逃废，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地方政府从社会、政治稳定的角度出发，一方面要筹款兑付本金，另一方面也负起了追讨债务的责任。
铜梁县的“三金”、“三乱”集资规模高达10.5亿元，为了使整个清理整顿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从1999年3月到2000年，该县几乎是“全县总动员”，采取县级领导包乡镇、乡镇领导干部包村社、村社干部包农户的办法进行工作，千方百计追债，并采用缓发干部职工工资、号召党员干部借款筹资等办法，保证兑付群众本金。为此，全县还举债22150万元。
在清理中，一些债务人也浮出水面，向他们讨回贷款，成了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次大渡口区悬赏追讨的是最后一批欠债“老赖”，其中一个叫汤守廉的债务人最引人注目，他曾是工行重庆某支行的行长。
据了解，90年代初，各地纷纷要“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但苦于资金不足，以吸纳民间资金为目的的资金的基金会、乡镇企业投资公司等“三金”机构便“应运而生”了，一些部门、领导、公务人员受利益的驱动，参与了“三乱”活动，重庆市纪委、监察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自清理整顿金融“三乱”以来，重庆市共查出1000余名干部有在金融“三乱”机构中领取奖金、酬金等问题。
仅在2000年5月前，市纪检监察机关对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三乱”、“三金”机构中领取奖金、手续费，兼职取酬，以及借款和担保借款的清退情况进行专项执法检查，共检查出应退、应还金额8.3亿元，共查处涉及“三金”、“三乱”案件167件194人，结案113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0人，移送司法机关100人。
据称，经过3年多的清理整顿，重庆的金融秩序得到了根本性扭转，“三金”、“三乱”清退兑付工作正分期稳步进行，各级政府积极追讨欠债，多方筹措资金，确保按时兑付。
现在，直辖5年的重庆已是西部吸引投资最多的地区之一，还被海外媒体评价为中国西部最具投资价值的城市。
悬赏讨债余波
大渡口区政府为解决“三乱”遗留的债务问题而采取的公开悬赏追债活动开始后，前往报名竞标的人“络绎不绝”，长期以来处于地下或者半地下的讨债人或公司纷纷浮出水面，这些人的讨债行为会不会引发其他社会纠纷、导致混乱，成了人们担心的一个焦点问题。
在我国，通过法院强制执行从而实现债权的案件不到30%，也就是说市场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讨债空间，而这个市场实际上已培育了一大批讨债人。从这次招标的追债项目来看，最大的一笔是810万，政府承诺的标酬是20%，一旦讨债成功，报酬就是160多万，难怪竞争者众。
对这部分人的讨债行为如何规范，成了社会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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