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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长大，北京是我一心向往的城市。可是来北京快4年了，尽管有正式的户口，也有固定的工作单位，还有了住房，可始终没觉着自己是个北京人。 我不像单位里的北京籍同事那样，报纸一来就找《北京晚报》，晚间看地方电视新闻也从来不看《北京新闻》，总是特意找到家乡的电视台，只为在会议新闻的间隙里看一眼一闪而过的家乡街景。 一边骂着北京，一边又挤破脑袋进北京；一边拼命地想离开家乡，一边又忍不住频频回望。像我这样的在北京的外地人不在少数。 “京城居，大不易。”北京城大，不像家乡，15分钟就从城南跑到了城北；北京房价高，北四环外的房子都卖到了四五千块钱一平方米；北京人情淡，不像在家乡新人刚到单位，你的家庭出身、有没有女朋友就被调查得清清楚楚，不出一星期准有热心人张罗着给你介绍女朋友…… “在北京，我敢光着身子满大街跑。”有同学狂言。为什么？北京地方大呀，谁认识你是谁？与我们小时候生活的小城市不同，那里随处都能碰上几个亲戚、朋友、同学，熟人满大街都是。 北京地方大，人与人之间的空间也大，人与人之间因距离而客气了许多。同一单位的同事，下了班很少再腻在一起，对对方工作以外的事情也很少打听。时间长了，虽然有时会觉得寂寞，可是自己有了自己相对私密的自由。 在北京，规矩的约束力也比较强，做事更讲究程序。同样是驾车违章，在家乡，可能执勤的交警就是你从小玩大的光腚娃，即使不是也能左拐右拐攀上交情，一点头、一个电话可能就没事儿了，在北京可就行不通了，乖乖地受罚吧。 北京大也有大的好处——没人认识你，失败了可以爬起来重来；机会太多了，只要有能力，北京就是你自己的。 由于所学专业要求，我在大学三年级有半年时间的实习。于是，从偏远的兰州，背着装有被褥、饭盒，以及生活半年所需要的所有用具的大行囊，我第一次融入北京西站的滚滚人流中。 当时，过10多天就是春节了，可我依然没联系好我理想中的实习单位。那是一家中央级的报纸，据说几家一流大学的实习生已经提前联系好了，他们不再接受新实习生。后来，经不住我几乎每天5个电话的央求，人事部门的一位老师终于松了口：春节过后再来电话给我。 第一次独自在自己国家的首都过年，我却找不到容身之地。开始住的那家小旅馆的老板说，公安部门有规定，春节期间旅馆必须关门，不接待任何客人。总不能住大街上吧？没有一个熟人的我，开始到处求宿。幸好从地图上找到我家乡的驻京办事处，春节3天，我被好心的老乡几道锁关进了他们的招待所。一瓶二锅头，几袋方便面，3包香烟，加上提前买好的几份报纸，我在他乡过了个终生难忘的春节。 本来，在好几次被假乞丐骗过之后，我发誓不再给他们任何钱物，可在那个大年初二，我刚刚被招待所“放生”的那天下午，在招待所附近的一个立交桥上，我将5块钱放在正跪在那里讨要的一位老太太面前。说实话，我是在同情自己。 大概是我的诚心打动了那家大报的老师，我成为他们的实习生。在我们实习前的动员会上，系里的老师说过，“实习就是找工作”。我也是冲着找工作而选择这家报纸的。 本来，我并不是个好斗的人，可春节的遭遇丝毫没有影响我进北京工作的想法，相反，这种念头越来越强。 或许，因为实习让我看到了北京“大”的另一面。 北京是天堂还是地狱？决定权在你自己手里。 在我的一篇篇文章不断被其他媒体转载之后，我引起了那家大报领导的注意。在实习即将结束的一周前，部门主任找我谈话：如果你愿意，毕业后可以考虑到这里来。 “天哪！是真的吗？”尽管我当时做出需要考虑一下的样子，可内心已经无法控制那种喜悦的心情。听完主任谈话后，我迫不及待地大步走出报社大门。左右一看没有熟人，我放开了自己想飞的脚步，沿着报社后面的一条河，跑啊跑啊，整整半个多小时，直到累倒在那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 尽管现在已经离开了那家报社，尽管仍在遭受着北京“大”的折磨，但我也正享受着这“大”带来的冲动、希望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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