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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据《内蒙古晨报》报道，2002年5月24日中午1时许，包头东河区巴彦塔拉大街加油站转盘处，几十辆自行车一字排开，将东河区最重要的两条主干道——西脑包大街、巴彦路堵住，围观群众多达二三百人，两条道路顿时陷于瘫痪状态。这时，恰巧东河区交警大队交警温永胜中午下班途经此地，职业习惯驱使他下了车，他一边示意被堵车辆绕行，一边劝阻群众离开路口，同时紧急联系中队，请求增派警力疏导。
身单力薄的温永胜一人周旋在人潮之中，好话说尽，道理讲透，仍无济于事。看着越来越长的被堵车辆，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突然“扑通”一声，温永胜跪在了人群当中，人们顿时惊呆了。这时一位长者对着人群喊：“‘男儿膝下有黄金’哪，他是一个警察，我们不要再让这位同志为难了！”长者话音一落，人群开始骚动了，道路渐渐被腾开了，拥堵的车辆开始缓缓前行。
温永胜到底该不该下跪？今天，我们编发了两篇讨论此事的稿件。徐迅雷的文章并没有正面回答“该不该”的问题，而是从具体和个别的事件说开去，探讨了“下跪的方向”，他认为在“下跪”这个动作还不可能从我们的社会消失的情况下，下跪的方向是有伟大与卑劣之区别的。他的文章强调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够开启我们的思路。另一篇文章也颇有见地，作者从人格权的保护角度出发，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无论履行何种职责，个人尊严都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这是法治社会的基础。
当然，两篇文章也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温永胜身为一名警察，他的执法举动有着象征性，他代表的不是作为自然人的他自己，而是法律。这就好比法官在法庭上是法律、公正和正义的化身一样。法官在法庭上下跪显然是不可想象的，那么，交警在自己的执法场所——交通堵塞处下跪，是不是也意味着法律的某种屈服呢？正是因为温永胜的警察身份，才让下跪一事有了如此之大的争论空间。
从“交警下跪”一事展开思索，也许我们能够抵达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在我们的时代里，法律的地位到底如何？
■编辑/蔡方华
下跪的方向
交警温永胜当街一跪，众人议论纷纷。有人认为下跪意味着丧失尊严，也有人说下跪是为了担负责任。其实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向谁下跪、为何下跪。
跪，在古代是礼节；跪，在当今是乞求。跪，源远流长，因而有人称之为“跪文化”。我国最重要的相见礼节是“跪拜礼”，跪拜礼仪与古代席地而坐的习俗有关。古人席地而坐，臀部紧靠脚后跟，行礼时，便伸腰并使臀部离开脚后跟，以两膝触地，这就是通称的“跪”。这说明，“跪”的动作本身具有方向性，最初的方向是坐而向上，到后来渐变成立而向下。其“方向”的渐变，昭示着其内涵的渐变。到如今，“跪”已经基本失尽了“礼”的意义了。跪，在当今基本上是“求”，而且是万般无奈时的乞求、企求、期求或祈求。既然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求”，那双方就不再处于平等的地位。在社会的变型期，“跪”的事件经常发生，或让人感叹，或让人唏嘘，或让人愤慨。
《南方周末》在2002年3月21日披露，一位名叫段英的12岁女童，在上个年度落入湖南省岳阳市火车站廖家坡的淫窝里，短短3个月时间，被150名“老鸨”强迫卖淫，遭受750余人蹂躏和强暴。报道说，当小段英被父亲冒着生命危险从“老鸨”手中救出，案发3个月后仍一拖再拖得不到查处。当这可怜的孩子跪在岳阳市一位人大常务副主任面前时，这位副主任说：“孩子，你再也不要下跪了，你不需要给任何人下跪！” 了解这位女童悲惨遭遇而心情异常沉重的人大副主任无疑是有良知的。是的，作为人民群众的一分子，作为受中国法律保护的未成年人，她不该也无需给任何人下跪。
现实世界中，何止只有弱势的女童万般无奈而下跪？《民主与法制时报》2002年4月23日报道，有一位省人大代表在县电信局长面前痛陈几个偏远山村信息闭塞，急需安装电话，说到动情处，“扑通”跪在局长面前，请求支持，随后局长圆了百姓的电话梦。报道说，人大代表为民执言，但靠给政府部门（电信局实际上行使部分行政职能）领导下跪的方式来达到执行代表职务、为民排忧解难的目的，“最直接的受伤者是人大代表，丧失了尊严；最大的受伤者是人大制度”。
如果说这位人大代表的情形还“好”的话，那么，有一位名叫蔡耀章的人大代表的下跪就让人感到无比辛酸：2000年6月6日《检察日报》报道，因举报城管部门乱收费，武汉市新洲区优秀人大代表蔡耀章在乘车途经该区三店街时，竟被数名城管人员强行拦车拖至街头暴打；蔡耀章被逼无奈，只得奔逃至150米处的三店街道办事处。在办事处内，年过六旬的蔡耀章代表 “扑通”一声跪在了城管办张主任的面前，指着满身伤痕，泪流满面！尽管后来那些凶手有的被抓，有的慑于法律威严投案自首，但这位人大代表的心灵伤痕永远也无法抹去。
从上述三起下跪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下跪的方向：人民群众向人民的代表下跪，人民的代表向行政官员也就是公务员下跪！这一个下跪方向的“发现”，让我惊诧不已。我多么希望这是特例的特例，但是，在新闻媒体上，这样的例子竟然还有不少！
我国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条则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由此可见，“人民群众——人民代表——行政官员”三者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各自处于什么位置。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关系颠倒，“官本位”凌驾于“民本位”之上，“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反而认为自己是百姓的“父母官”，反而将纳税人看成是依附于官员的“子民”。
有人给下跪的国人开出一张处方，那就是所谓的“为人民群众的膝关节补钙”。但是，在一个“官本位”观念还非常严重的国度，官员的膝关节永远比百姓的膝关节来得硬。你能指望那些该下跪的玩忽职守、违法乱纪、腐败堕落的官员向人民群众下跪吗？
在“戏说”里倒是有皇帝下跪的镜头，前些日子弄得声响很大的电视剧《雍正王朝》里就有一个这样的镜头。不过这样的镜头实在太荒谬，甚至连小说的原作者二月河都表示了不满。二月河在给北大学生作演讲的时候说：“说老实话，对电视剧《雍正王朝》我只给打59.5分……它对小说的主题涵义有些歪曲。比如有一个拍摄皇帝下跪的镜头，那怎么可能呢？皇帝是九鼎至尊，轻易下跪岂不是塑造了一个公仆形象？”二月河说这样的话，说明他对历史的真实还是比较清醒的，但他这样的话同时也说明他对现实的事实也不清楚：一个真正掌握着实权的“公仆”就能轻易下跪吗？
在报章上读到这样一段文字：“屈指算来，中国人到现在见‘大人’不跪毕竟只有90年，告别‘万岁’进入改革新时期只有20多年，同几千年跪着的历史比还很短暂。在悠久的年代里，劳苦大众迫于压迫，时常要被人罚跪，见人下跪。中华民族也曾不止一次地躲到路边荆棘丛中舔自己膝关节的伤口。但论伤痛更深重的是被跪顺了、惯了的奴性，这种动不动就跪的‘精神奴性’，才是我们最切肤之痛。”这显然把板子打错了地方。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最切肤之痛”？这必须要弄对头、想明白。
那么，怎样才能让老百姓腰不再弯、膝不再软？紧要的是卸下百姓背上的沉重包袱——特别是那些无形的、精神的包袱。如果这些沉重的包袱在目前还需要有人来背负的话，那也应该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勇敢地将其“背”起来，因为你们是人民群众养育的，因为你们现在是“公务员”，因为你们是“拥有一切权力的人民”的雇员。如果你没有能力为人民群众背起包袱前行，如果你没有为人民群众服务到家，如果你服务的人民群众得不到起码的人身权利保障、没有受到起码的保护而遭受了委屈甚至蹂躏，那么，你应该向人民或人民的代表“下跪”，企求他们的原谅。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正确的下跪方向——如果有必要下跪的话，也应该是行政官员也就是公务员向人民的代表或人民群众下跪，或者是人民的代表向人民群众下跪！下跪的方向正确与否，能跪出伟大或卑劣。所以，交警温永胜为了百姓行路畅通，在马路当中向数百群众下跪，他下跪的方向是没有错的！在我们的身边，还有一个跪对了方向的“特例”，它发生在南京，感人至深，广受百姓传颂。据人民网2002年1月24日报道，1月17日，南京大雪，当晚10时许，该市白下区建康新村有位年近七旬的董姓老太上了7楼楼顶，想跳楼寻短见。居民们和老人的家属极力相劝，但是，老人大声怒吼着：“谁过来，我就跳下去！”危急关头，接到报警的建康路派出所的马斌警官赶到了现场。对小马的反复劝说，老人没有多大反应。僵持中，突然“扑通”一声，马警官双膝跪倒在雪地上，并大声说：“奶奶，您再不下来，我就跪到明天、后天。”这感天动地的场面，令在场的人为之一惊；这情真意切的话语，感动得让人心暖泪流。楼顶上欲寻短见的老人也被怔住了，“哇”地一声哭出声来，她哽咽着说：“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奶奶对不起你，奶奶这就下来。”说着，老人一步步艰难地从楼顶慢慢走下来。
诚心为人民服务的人，因为跪对了方向，于是就跪出了伟大。百姓心中有一杆秤，他们会在心里把你抬举得很高很高。如果只是向当权者乞求什么，就会跪出卑劣来。
只有下跪的方向彻底校准了过来，只有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真正得到了保障，下跪才会顺理成章地在我们的社会消失。
■文/徐迅雷
对人格权的集体漠视
身单力薄的温永胜一人周旋在人潮之中，好话讲尽，道理讲透，仍无济于事。看着被堵车辆和围观群众越来越多，温永胜突然跪倒在人群中，长达10分钟之久。此举发生后，各方人士众说纷纭。笔者虽然对温永胜的高度责任感由衷地钦佩，但对他的这种“工作”方式却不能认同。严格地说，他这样做不应算是“工作”，因为此举超出了公职人员的职责要求。在笔者看来，他这是一种缺乏现代公民意识和个人权利意识的行为。
要理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身份”以及“权利”。温永胜是什么身份？他首先是一位“公民”而不是“臣民”，然后是一个“公务员”而不是“吏”。作为公民，就拥有公民的权利，其中包括人格权，这些权利受法律保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非他触犯了法律。作为公务员，他有公务员的职责和义务，但这些职责和义务的履行都是有界限的——人格尊严不受损失，就是一个界限。当然，温永胜那样“屈尊”是自愿的，但这种放弃是不必要的。从报道来看，他发现交通堵塞，就立即投入到疏导中，又是做思想工作，又是请求增派警力；即使不跪，他也做了作为一名警察所应该做的，他完全尽到了责任。
“公民”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概念，“臣民”则是封建专制社会的身份概念。“臣民”是没有权利可言的，生杀予夺都是“主子”的权力——生命权尚且无保，遑论人格尊严。在这一点上，平民百姓如此，“官吏”也是如此。哪怕是“封疆大吏”，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都必须不折不扣、无条件地执行“圣旨”，不论付出什么代价，即使搭上身家性命，都要完成任务，这是“臣子”的本分。对“臣民”来说，所谓“男儿膝下有黄金”只是奢谈。在电视剧《天下粮仓》中，就经常出现地方大员在饥民面前下跪的场面。
封建官吏下跪算是“本分”，而公务员下跪就有失个人尊严。这就是现代法治社会和封建专制社会的区别。虽然，我国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成为法治社会，但现有的法律对包括人格权在内的基本人权还是起到了保护作用的；《公务员条例》也对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作了明确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要求公务员尽规定之外的责任，任何一个公务员也完全可以不以牺牲个人权利的方式履行职责。
公务员应该尽职尽责，但同时也要重视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履行公职也不应以牺牲个人尊严为代价。对个人尊严的漠视，实际上就是在社会上“营造”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氛围。温永胜自愿选择了下跪，这是个人对自己作为公民所拥有权利的忽视；上级对此表扬、社会予以褒扬，是集体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漠视。而公民基本权利是否受重视，是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基础。能否意识到这一点，反映出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现代公民意识的强与弱。而这种意识的强弱则直接关系到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进程。
■文/盛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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