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都到九寨沟的路，几乎都沿着岷江。回来的时候，同车的大多数团友都赞成到都江堰看一下。尽管过去读过有关都江堰的资料，但亲身的游历还是令我震惊。如果对比一下今天的所谓现代的引水工程，可以对都江堰有更深的理解。

　　假如李冰生在今天，都江堰建设于现在，会怎样呢？我想，最有可能的，是建立一

　　个拦河大坝（在本文中，我把这种形式称为“坝”）。这就是最重要的区别。因为都江堰的不同，是在岷江中顺着水流的方向建立了一个分水堤（在本文中，我将这种形式称为“堰”），将江水分成内江和外江。内江的水经过宝瓶口流入了成都平原，外江的水顺流而下。都江堰朝向上游的端头，是著名的鱼嘴，它将岷江水劈成两部分，在内江与外江之间进行了第一次分水。分水比例大约为四比六。即在沽水季节，春天农业用水之时，为内六外四；而在洪水季节则倒过来，为内四外六。在靠近都江堰的尾端，也是在宝瓶口的稍微靠前一点，就是著名的飞沙堰，依赖于它适中的高度（比河底高2米），都江堰进行了第二次分水。即在洪水季节，水流将大量从飞沙堰之上泄到外江。

　　坝和堰，这一横一纵，一堵一导，代表了截然不同的治水哲学。抽象一点说，一个是所谓“征服自然”，一个是所谓“天人合一”。具体来讲，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对待自然的原则和对待他人的原则。坝意味着对水的强硬抗衡，对水流方向的强力阻遏，是人与自然的迎面撞击。而堰则意味着对水的因势利导，在达到人的引水目的的同时，并不违背水的自然本性。尽管现代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建立起一般不会被水冲垮的水坝，但大自然还会有报复的方式。一是一旦水坝由于各种原因溃决，所带来的灾难是洪水所不能比拟的。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就有十数起垮坝事件。其中最严重的，当属我国1975年8月的板桥和石漫滩水库的垮坝事件。约有26000人遇难，伤亡人数达12万，财物损失无数（潘家铮，《千秋功罪话水坝》，清华大学出版社和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第127~143页）。而由于顺流纵卧在岷江中，都江堰只以鱼嘴的尖头对着来水，并不与水流正面对抗，所以除了要对鱼嘴部分及其它迎水部分定期修复外，并无溃决之忧。而它的分水功能，又确实减缓了洪水的冲击。所以才有杜甫所谓“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张仪楼。”

　　大自然的另一个报复形式是泥沙淤积。据水利专家的判断，因泥沙较多，中国水库的平均寿命只有50年，而条件较好的美国水库的平均寿命也不过300年。对比一下，都江堰已经事实上存在了2250多年。显然因为它并不完全阻截水流，而是网开一面，让水顺利从外江和飞沙堰流出，大量泥沙也随之排走；只是按照“深淘滩”的要诀，每年沽水季节要清理一下宝瓶口与飞沙堰之间的泥沙。

　　都江堰比之现代拦河大坝的上述好处，又会引伸出一个派生的优势，即成本较低。正因如此，人们才会在2200多年以前建成在今天看来仍是规模宏大的引水工程，它也符合儒家所倡导的政府和公共工程要“惠而不费”的主张。即使在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都江堰的思路，即减少与水的直接对抗和对泥沙网开一面，仍会节约大量的工程成本。因为不与水流正面交锋，就会降低对工程强度的要求；给泥沙一个流走的通道，也会节约大量清沙放沙的成本。尤其像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每年对水库的投资约百亿，已有水库85000多座，15米以上的水坝21000多座，投资和维护的费用都大得惊人。如果在水利工程中推广都江堰的模式，将会省去多少纳税人的钱！

　　都江堰治水哲学更精彩的部分，表现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均衡就是制度。往往建筑的形式就反映着制度的原则，这些建筑本身就是凝固的制度。今天我们在天安门两侧看到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就还残留着我国传统社会的“左宗庙，右社稷”的制度安排，即文化宫中的太庙和中山公园中的五色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我们也能看到三权分立的建筑布局。当我们看到江上横着一道大坝，就会感到一股“霸气”。无怪乎在中文中，“坝”的繁体字为“壩”。它明明是说，“这水全归我了，我想给你（即下游）多少，就给你多少。”它反映了一种“上游（的人）优先”甚至是“上游独占”的原则。这种原则显然会造成上下游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在我国的北方，如海河流域，中下游几乎全年断流，就是上游一道道霸气的水坝所致。作为下游的河北全省，就只能靠抽取地下水过日子。黄河的断流也是同一原因，因为黄河上水库的总库容已经超过了黄河一年的径流量。冲突还不仅仅在上下游之间。在断流的黄河上，我们已经听不到“黄河船夫曲”了；在漳河上游红旗渠渠首往下不到200米的地方，有一处光秃秃的峭壁，如果漳河水不是被拦河坝挡住，这里本是一处漂亮的瀑布；更不用说，水之不存，鱼虾安在，那些在北方河流中下游以打鱼为生的人们，早已背景离乡了。

　　不少人称赞都江堰的“四六分水”和“低作堰”的原则，只是认为这能起到防洪的作用。这种只将都江堰视为一个孤立工程的看法，显然不能理解都江堰在制度上的深意。所谓“低作堰”，就是飞沙堰不可过高。与霸气的拦河大坝不同，都江堰的分水原则不仅只是为了防洪，还反映了一种兼利天下的理念。即“我用水也想着让别人用水”。不管有人从这种分水比例想到了黄金分割率0.618是否有道理，如果在一个流域中所有的引水工程都不超过这一比例，且大规模的引水工程数量不多于支流数量，最后总的用水量有可能被限制在流域总径流量的40~50%之间。而40%这个数字，恰是今天国际上公认的“水资源承载能力”（参见汪恕诚，“水权管理与节水社会”，《水权与水市场》，水利部政策法规司，2001）。如果60%的水能够流入大海，也就不存在上下游的冲突以及与航运、渔业和景观之间的紧张了。试想一下，如果黄河上所有的引水工程都采取都江堰的分水原则，还会出现断流吗？

　　都江堰2200多年来屹立在岷江之畔，不仅恩泽了成都平原上世世代代的人民，还将其治水哲学宣示给后人。只可惜大多数人，包括不少专门与水打交道的人，并没理会历史老人的提醒。我们在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历史的教科书中都能看到对都江堰的称赞，每年会有成千上万的游人到都江堰来瞻仰它的雄姿，它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在更多的时候，它只是被人当作一种珍稀的古董把玩。令人奇怪的是，人们在称赞它的同时却不打算将它的理念用于今天的治水实践。更有甚者，人们在赞美和夸张都江堰在今天的作用时，却采取了一种与都江堰的治水理念完全相反的作法。

　　当我们走到都江堰上，发现外江已经被一个大坝拦住，外江的下游已经断流。所谓“四六分水”早已成为过去。其实晚至1992年，人们还在都江堰周围大兴土木。到1994年，都江堰的灌溉面积已从40年代的283万亩扩大到1000万亩。因森林的砍伐，岷江的径流量已经越来越少，1998年夏甚至出现了第一次断流。这种作法显然是与下游争水。至于航运业等等，更是受到了极大损害。据说一直到清代，外江都能通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94年立的一块“都江堰实灌一千万亩碑”上，却将这种状况视为都江堰本身的光彩，全不知这恰恰违背了都江堰所确立的分水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显然不是灌溉的面积越大越好。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在都江堰上游不远的地方，一个名叫紫坪铺大坝的工程正在开工；据说还要在距都江堰鱼嘴仅340米处建一个鱼嘴大坝。人们正在用坝来替代堰，用“上游独占”原则挑战“兼利天下”原则。它分明告诉我们，李冰的子孙们为了短期的一己之利，不惜抛弃他们祖先的最可宝贵的遗产，那个天人合一的治水哲学。

　　然而建坝的举措又在意料之中。因为在相对于人的需求增长水资源变得更为稀缺的情况下，人们都处于囚徒困境之中。在没有对用水总量控制和水权制度的条件下，存在着事实上的“上游优先”和“谁建坝谁用水”的原则。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顾及他人的利益而约束自己，只会使自己遭受更严重损失，同时也不会使整体的情况有所改善。因为只要别人不约束自己，引水的竞争就会继续，直到最后水资源的耗竭。也就是说，谁要是四六分水，谁就倒霉。这种情况已经在中国的北方发生，在南方，在岷江，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既然能够三七分水，二八分水，甚至百分之百独占，为什么还要四六分水？这就是建紫坪铺大坝的思路。反过来看都江堰，它把“兼利天下”的四六分水原则，凝固在了它的鱼嘴和飞沙堰上，从而实施了2200多年。即使有些时候有些人想改变分水的比例，也会因巨大的成本问题而望而却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法律规定一条河上所有的引水工程都必须四六分水，并用工程的形式将四六分水的原则固定下来，不就能化解在分水上的囚徒困境，形成兼利天下的制度了吗？

　　对于坝的危害，世人早有警觉。国际上也有反坝协会。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反坝人士反对中国的大坝，是对中国不怀好意。“坝”的哲学其实并不是中国的。对于反坝的主张，人们自然可以用坝的好处，如引水灌溉，发电，防洪，等等来对抗，然而反坝并不意味着“无坝”。都江堰2200多年的存在表明，既可以灌溉、发电和防洪，也可以避免坝的弊端。它恰恰是在人的需要和自然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均衡。都江堰的价值，不仅仅是几百万亩良田，它在2000多年前就宣告的治水哲学，既可以造就天府之国昔日的辉煌，也是今天中国乃至世界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紧张关系的救治方案。离都江堰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青城山，这里的人们甚至将两者放在一起，称为“都江堰—青城山”景区。这不是偶然的。青城山是道家的圣地。

　　这使我们想起《道德经》中的一句话：“上善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