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和聂耳的手稿、遗物,阿柄去世前一年演奏的《二泉映月》,吐尔地阿洪带领演奏的十二木卡姆……拥有这些音乐珍宝的中国音乐研究所是世界上第一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记忆”称号的单位。但记者在近日的走访中发现,这些国宝级音乐资料正面临着“绝响”的危机。今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在这里考察时惊呼:“你们的国宝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1.保存现状触目惊心 “闻一下,这些带子都发酸了。”中国音乐研究所视听技术室主任曹明申拿着一盒盘式带对记者说。据他介绍,这是一盘解放前录制的带子,由于年代久远,现在不仅磁带表面挥发出酸性物质,而且磁粉脱落,播放时可以听到明显的中断,有些声音随着磁粉脱落很可能永远消失。 在一楼的音响资料室,记者见到7000多小时的珍贵音响资料,包括磁带和唱片。它们有的长毛、有的发霉、有的甚至已经扭曲变形。“这些资料急需转化成数码形式保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曹主任说。 音乐研究所建于1954年,现在楼里的设备基本还保持着40多年前的原样。联合国规定,保存音响资料的场所,室内湿度最高不能超过38%,而这里最高时能达到80%。音响资料室的书架和柜子只有简单的分层,对各类资料无法进行分类保管。大量唱片和盒带都堆放在地上和书架上。据介绍,唱片如何摆放有明文规矩,这样十几张唱片摞成一叠摆放,唱片受到很大压力,造成的结果就是播放时跳针,对唱片本身和播放设备都有损害。 研究所里收藏的大量音乐文物也面临着同样的状况。四层古乐器保管室里保存有大量珍贵古琴,件件价值连城。但到了夏天,室内温度高达摄氏四五十度,部分琴皮开裂,有的裂痕已经无法修复。 “我们研究所现状不容乐观。”音乐研究所的常务副所长王子初告诉记者,音乐研究所藏品的丰富程度,大大超过了原设计的容纳量,加上主楼年久失修,建筑质量和设备配置都存在较大问题。“这些音乐文物大部分都面临着被损坏的危机。” 2.学术地位首屈一指 作为专门从事传统音乐研究的科研单位,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学术地位在国际上首屈一指,这里是保存了大量“国宝”级音响资料,像阿柄亲自演奏的《二泉映月》、张老五的小三弦曲、吐尔地阿洪带领演奏的十二木卡姆等等,时过境迁,这些老一辈大师们演奏的名曲、少数民族地区的原始音乐都已成为绝唱。 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研究所为抢救这些濒临灭绝的珍宝付出了几代人的心血。据介绍,音乐研究所目前的藏品中包括中国民间音乐书谱15万册、古今乐器及各种音乐文物2000多件、各民族原始录音7000多小时、各类唱片4万余张及有关各个历史时期音乐活动的图片5万多张,还有冼星海和聂耳的大量手稿、遗物等,堪称我国传统音乐的大宝库。1997年,中国音乐研究所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记忆”称号的单位,当时联合国专员感慨道:“这些资料确实是中国的国宝,太丰富、太珍贵了。” 3.维护过程历经艰辛 曹主任介绍,1996年国家曾经拨给研究所十几万元经费,用于资料的抢救和维护。所里把最原始的一批先抢救出来,都是文革以前的作品,包括由杨荫浏和曹安和两位先生亲赴无锡,抢录的民间艺人阿柄的二胡独奏《二泉映月》和琵琶独奏曲《大浪淘沙》等曲目,录完这些曲子后的第二年阿柄就去世了。这些资料当时录在钢丝带上,现在大多发脆、断裂,损坏得非常严重,研究所用这十几万元资金把它们转录成数字DVD,大大延长了其保存年限。但转录出来的只有1400小时,和7000多小时的总量相比还有相当大差距。 20世纪80年代,音乐研究所直属于文化部时,国家每年拨30万美元,让所里购买器材、维护环境、外出采风等。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研究所归艺术研究院管理后,这笔费用就没有了。 研究所也曾经想过用出售的方法来获得部分资金,所里有一位老所长试过想把一部分采风来的少数民族的音乐录制成唱片,到社会上公开发售,他认为这也是保存的一种方式,但因涉及版权问题,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4.保护国宝我们没有能力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负责“世界记忆”的官员舒勒先后到过研究所6次。今年4月他到音响资料室复查“世界记忆”时,发现资料的毁坏严重,不由惊呼:“你们的国宝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目前他正在寻找机会为所里争取国际援助,申请联合国紧急救援基金来抢救中国的传统文化。但联合国也面临经费紧张的问题,只能向那些发达国家去争取捐助。“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等待。” 曹主任告诉记者。 王所长告诉记者,1999年国家拨款900多万元准备改善研究所的文物保护环境,在准备实施之际,文化部又根据领导意见,停止改善保存环境的方案,准备在原有的基础上建立我国自己的音乐博物馆。去年6月,关于建立音乐博物馆的立项申请书已经得到文化部的批准并上报国家主管部门,但至今建博物馆的项目书没有得到回复,原本拨下来的900多万元准备改扩建的经费也未落在研究所,改扩建的方案因此停滞下来。(郝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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