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影响和猜测的文章的作者，就推进党内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阐述见解

　　□ 本刊记者 赵小剑／文

　　2003年6月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的署名文章，作者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甄小英和中央党校博士生李清华。

　　文章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执政的共产党没有任何超乎人民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更没有任何超乎人民权利之上的特殊权力。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和一些大党、老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的教训看，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是死路一条；不改革政治体制、不实行人民民主同样是死路一条。

　　文章还着重提出，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当前要着重做好以下五方面工作：一、健全切实保障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进一步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二、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在试点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三、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正确处理常委会与全委会的关系，充分发挥全委会的作用；四、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候选人产生办法和差额选举办法，切实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五、还要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等。

　　文章最后说，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然导致对民主的践踏，并提出党内监督、群众监督、法律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和舆论监督五大民主监督的渠道。

　　此文的发表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82周年前夕，所以文章一经刊发，就受到海内外人士的高度密切关注，被外界推测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某种暗示与信号。

　　2003年6月25日晚8时，此文第一作者、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甄小英教授在她的办公室里接受了《财经》两个小时的专访。这位有38年党龄、长时间研究党内民主建设的学者告诉记者，今年3月她就接到《求是》杂志社的约稿，只是由于平时事情很多，稿子一直拖着没有动笔，直至5月份才完稿，6月刊发。受到如此多的关注，也超出了她的意料。

　　对于海外媒体对她的文章透露了新一届政府政治改革意图的猜测，甄小英说：“无所谓透露，因为我写的都是十六大报告里有的内容。这是我学习十六大报告的体会。我们只是比较详细地阐述为什么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在哪里，为什么实行党内民主是推进人民民主切实可能的途径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党建专业研究人员的分内工作而已。”

　　甄小英毕业于中央党校，曾在山西省太原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当了十几年的理论教员。1979年中央党校复校后又重新回到母校，成为党建部的一名老师。之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在中央党校度过了20年的执教生涯后，于2001年调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任该院副院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创建于1956年，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和最高进修学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高等政治学院。何鲁丽是院长，甄小英为主管科研和教学的副院长。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财经》：“党内民主”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近一段时间却受到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可否谈谈对“党内民主”的理解？

　　甄小英：党内民主是指全体党员一律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地处理党内事务的一种权利和制度。民主是共产党先进性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属性。民主也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如果一个党是专制的、独裁的、奉行终身制的，它就不具有先进性。

　　1962年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如果搞得不好，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

　　苏联就是一个例子：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最高决策机构和最高监督机构。马克思、恩格斯时期，是坚持年会制，每年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决定重大问题。列宁在世时，也是坚持年会制，重大问题由党代表大会决定，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在政治局讨论问题时，列宁也坚持集体领导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斯大林时期，逐步破坏了年会制，原先每年召开一次的党代表大会改为相隔两年、三年，后来，甚至十几年都不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等于党的最高权力机构被虚化。中央委员会也不常开了，逐步使政治局变成凌驾于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之上的决策机构，最后政治局会议也不常开了，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导致出现重大决策失误，且长期不能纠正。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在党内民主问题上，也有过沉痛的教训。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高度重视党内民主建设，十六大更是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财经》：请谈谈党内民主发展的历程。

　　甄小英：党的民主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都开展得不错。1956年前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国家的职能要更多地转向社会管理。周恩来提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他还鼓励人大对政府进行监督，可以与政府唱社会主义“对台戏”，以便充分发表各种意见，集思广益。董必武也提出“改变党的活动方式”的问题，他说，我们不能总搞运动，搞运动好像刮八级台风，树也刮倒了，人也出不了门。

　　可以说，1957年反右斗争之前，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但是党内民主没有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因此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后，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逐步遭到破坏。政治体制改革成了禁区，谁也不敢提了。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优越的，必须坚持，但是我们的具体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的方面，必须进行改革。这一理论上的突破，开启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

　　改革开放之后，党的民主建设在认识层面、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上，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从制度层面上讲，1980年，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使我们党对加强制度建设，从制度、体制、机制上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认识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拨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一系列制度的出台，对党内民主制度化起了推动作用。十六大报告中对党内民主也有诸多阐述，提出“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为了保障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还特别强调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等等。

　　当然这些制度也有不完善的方面。比如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但是买官卖官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东北有一个卖官的县委书记就曾明确说过：“我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按照程序走的，但是还能够实现我想让谁当官就让谁当官。”这就说明有些单位选拔干部时，在公开的程序后面往往伴随着幕后的操作。

　　《财经》：党内民主走过一段弯路，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的情况怎样？

　　甄小英：很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了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党控制着各种社会资源。经济体制决定了权力的过分集中。如邓小平1980年所指出的，各种权力集中于党。在党的“一元化领导”口号下，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党包揽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务，影响了党的自身建设，也影响了政府效能的发挥和民主的发展。我们没有经验，学习了苏联的模式，在组织上搞单一的广泛的干部任命制，一些本应由选举产生的干部，在有些地方也搞成了变相的任命制。

　　民主问题与经济体制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关系，是一个系统工程。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局面，两者适度分离。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社会经济的多元化、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市场经济的独立、平等、自主、竞争意识会天然地增强人们的民主意识。现在中国终于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从经济体制、社会基础来说，是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重要契机。

　　差额选举、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

　　 《财经》：对党内民主，目前党员反映最激烈的问题是什么？

　　甄小英：我接触了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大家对党内选举制度的改革谈得比较多，也就是说选举要能真正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不能像现在有些单位那样——名义上是选举，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委任制。

　　比如说，如果这个地方的党组织要把候选人中的这位干部“差”下去，领导就会找他谈话，要他当好“差额”。或者提前向他许诺，如果在党委选举中当好“差额”，将来会给他安排到政府部门工作。这位候选人本人也会向其他选举人做工作，要大家千万别选他。现在民主化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有的单位还搞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党员干部都很反感。应该适当扩大选举的差额比例，让党员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

　　《财经》：党内是否也需要竞争？

　　甄小英：我认为党内也需要有竞争机制，差额选举就是一种竞争。党向人大推荐的重要干部，应该在党内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产生推荐名单。现在有些党员干部在人大落选，很重要的是人大代表中的党员就不选他。群众意见大，人民不拥护的干部，在党内也不能重用。有的地方不通过党内民主程序，把群众意见大的干部推荐到人大，落选后，又安排到党的工作部门，这样的干部还美其名曰“人民不要，党要”。这种现象损害党的形象，也影响党员的积极性。

　　《财经》：您认为如何才能建立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有效制度？

　　甄小英：我很赞同十六大提出的把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作为重点。因为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最高决策机构、最高监督机构。现在，党代表大会五年开一次，党代表只是在开会的那几天发挥作用，开完会党代表就没有作用了。

　　所以现在提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党的八大时提出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每年召开党代表大会，重大问题由代表大会决策。闭会期间，代表仍然通过各种方式继续发挥作用。中组部在浙江省椒江等县市搞了十多年的试点，现在四川的雅安也在搞试点。试点过程中，党员组成代表团，重大决策之前组织党代表去调研，提出建议。党员要监督党代表，党代表要征求和反映党员的意见，党代表还可以根据党员意见，按照党内法定程序，罢免由他们选举的某些不称职的领导。

　　加强党的委员会制度建设也非常重要。主要是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进一步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如广东有些地方试点，对重要干部的任命，由党委常委会提名，由全委会无记名投票决定。这样，就把干部人事问题的决策重心逐渐向全委会转移。

　　实行全委会的“票决制”，买官卖官就相当困难了。因为现在常委人数少，把这几个人买通了就能达到目的，但是全委会人很多，买官者的交易成本就会很高，而且这些人也不可能都听他的。

　　吉林省的白城还进行了“民意否决”的试点，做法是干部被提名后，由老百姓投票，投票不够半数就被否决，这些扩大民主的办法，对在选任用人上体现民意，堵塞用人上的腐败现象起了很好的作用。

　　党中央和新一届政府很注意倾听各种不同声音

　　 《财经》：十六大提出要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如何改革？

　　甄小英：总的方向是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现在的突出矛盾是党政权力双轨运行，党与政的很多机构是重叠的。党和政都去管一个事情，党政一把手容易闹矛盾。机构重叠，执政起来成本高、效率低，而且党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人大、政府的威信就会下降，就会变成“橡皮图章”。所以人们常说“黑头文件不如红头文件”。 到头来，一切矛盾都集中在执政党上，这种做法很不妥。

　　“党政分开”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来了。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走了一些弯路。现在思路逐渐清晰，就是党委在同级各类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

　　《财经》：在目前状况下，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最需要突破和最有可能突破性的改革可能是什么？

　　甄小英：从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切入可能比较有效。

　　我对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是有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和新一届政府还是很重视民主、注意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的。比如，我听到许多民主党派人士讲，中共中央领导人在重大问题决策前，认真征求他们的意见，把协商提到决策之前。新一届政府的领导人虽然如此繁忙，但是每一季度都要向各民主党派通报情况，征求他们对重大问题的意见，并采纳了他们很多很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