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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最早发现的经性传播的艾滋病感染者（1989年）是男同性恋者。1996年调查，北京艾滋病感染者中，48％是男同性接触者。1998年调查发现，在已监测过的男同性接触者中，2.5％已感染了艾滋病，这一数字在2001年已高达5.9％。 经社会学家研究发现，我国同性恋者达3000万以上，男同性恋者约1800万以上，其中约1／3已婚，未婚者中大部分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准备结婚或可能结婚，同时国内已感染艾滋病的同性恋者，很多人过着多性伴生活。因此，如果不采取有效控制措施，艾滋病在我国男同性恋者中的流行，将不限于该人群，会经该人群蔓延至妇女人群和异性恋男性人群，或出现相反的传播。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张北川 在去青岛之前，我并不真正了解张北川教授在做什么，只知道他研究同性恋，办了一本同性恋杂志———《朋友通信》。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本内部资料，是对“男男”性接触者进行艾滋病健康干预和教育的一个项目。 尽管我自认为对同性恋者并无偏见，但临行前，我还是向同事咨询，可不可以和有艾滋病嫌疑的男同性恋握手，共同进餐，要不要自己带水等等。 “一旦把研究边缘人群的学术界人士划入边缘，我们就丧失了遏制艾滋病的希望” 刚到青岛，就接到张教授电话，说找了几个男同性恋者让我采访。长这么大，除了在书里和电影里，我还从未亲眼见过同性恋，不知道他们什么长相，怎样打扮，行为举止都有什么特征。第二天一大早，我兴致勃勃到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去找张教授。 在大门口问警卫，他们让我顺着路走，说是后面的平房。走到楼前问几个学生，又说这里是教学区，根本没有性健康中心。 到底在哪儿呢？ 据介绍，张教授曾是青岛市卫生局性病防治专家组组长、省皮肤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医院皮肤科前主任，山东省最好的皮肤病性病专家之一； 张教授和他的两个助手，正执行着两个国家级计划：“男男性接触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情况研究”和“娱乐服务业青年从业女性的艾滋病性病干预及研究”； 张教授的健康干预项目，由美国福特基金会主要资助，并得到国家卫生部和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的支持和资助； 张教授是中国在同性恋人群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惟一人士，1994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同性恋现象学术理论专著《同性爱》，被授予过奖励艾滋病预防杰出人士的最高奖项———马丁奖。 这样一个国际知名的有卓越贡献的大牌专家，怎么人们都不知道呢？ 无奈，我只好问一个洗衣女人，她没说话，只往那排平房里面指。 顺着平房我走过去，一扇防盗门开着，里面摆满了办公桌椅。果然，这就是了。 小屋仅有十几平米，阴暗潮湿，墙上是水洇过的霉迹，紧挨柜子是一张破旧的手术床，屋子里坐着一男一女两位青年。我很奇怪，具有国际声誉的艾滋病干预指挥部，怎么会是这样？ 早上8点半，张教授推门进来，才53岁，头发花白，衣着朴素，带一副老式眼镜，说话很慢。我问张教授：“您就在这儿办公？” 他叹了口气：“是啊，就是这个样子。” 有媒体报道，张教授所在的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有被称为华东地区最好的门诊大楼，但医院负责人不让张教授的性健康中心进这幢大楼，说是“同性恋、妓女进入医院影响不好”。 1999年，附属医院撤销了性健康中心门诊，理由是耗费太大。在院领导看来，艾滋病研究“纯属不务正业”。张教授曾将国务院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文件给领导看，答复是“我只执行发到我手里的文件，没接到的不执行”。 “从1999年5月到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行医条件，等于被剥夺了行医权利，这间房子还是我向青岛大学医学院的党委书记要的。”张教授的声音仍然很慢。 2001年，在马丁奖授奖仪式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首席代表福克斯博士说：“你们不能直接去帮助张北川医生，那么就应该去看一看他的办公室，看能做些什么。张北川医生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表明在中国与同性恋者建立联系是可能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一事无成。” 美国福特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高芙曼女士说：“艾滋病正在中国迅速蔓延。如果要战胜艾滋病，中国必须改变传统偏见和保守态度。在艾滋病面前，人人有受到保护的权利、获得资讯和服务的权利，有受到公平对待的权利。我希望向每个中国人发出这样的信息：艾滋病与耻辱无关。” 美国贝利－马丁基金会主席马丁·哥顿先生认为，中国的同性恋社区所遭受的艾滋病的威胁日益增大，而且这种威胁伴随着恐惧与偏见。在中国，张教授所领导的工作，在对这个社区的接触与关注方面不仅是史无前例，而且是相当及时的。 但实际情况却令人寒心。由于无法给病人看病，张教授与两位同事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没有从医院拿到奖金。张本人还被剥夺了在医学院教书的资格，甚至在医院的电话号码本上，都抹去了学术权威张北川的电话号码。 对此，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董永坤教授指出：“国家已将艾滋病定为惟一全民预防、人人有责的疾病，张北川在艾滋病干预方面是首屈一指的学者，医院的做法不可理喻。”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主席、我国艾滋病性病学界首席科学家曾毅院士强调：“我国能用于遏制艾滋病的时间和机遇已经不多。”张北川是“最有勇气的人。” 曾有21名专家联名呼吁改善张北川的处境。但遗憾的是，这些来自高层知识界的没有“行政级别”的声音，在这所漂亮的大医院里，起不到丝毫作用。 张教授愤怒地说：“这事大家都知道，但院领导无动于衷。我是个知识分子，之所以忍无可忍向媒体披露自己的遭遇，是因为自己的境况影响了预防艾滋病工作，这已不是个人待遇问题了，我们遭遇的是政治！”“常将冷眼读腐恶，每把热血话悲凉。”张北川为自己撰写了一副对联。 他说：“一旦把研究边缘人群的学术界人士划入边缘，我们就丧失了遏制艾滋病的希望。无知不可怕，科学教育能纠正无知； 偏见不可怕，有科学精神指导的实践，与高素质同性爱者的交流，会卓有成效地纠正偏见；但无知、偏见一旦与被腐败玷污的权力相结合，就会形成极为反常的严重阻力，成为预防艾滋病的大敌，而这种阻力恰恰通常来自最基层。” “他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我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人了” 我问张教授：“作为一个出色的皮肤科教授，您何以会冒着重重阻力，来专门研究同性恋与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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