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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与“一国两制” 1997年7月1日，中国人民举国欢腾, 迎来了香港回归。当解放军从海、陆、空三路进驻香港，从英军手里接管防务，当交接仪式上英国国旗徐徐落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全世界无数华夏儿女为一种民族自豪感所陶醉、震撼。作为亲身采访过这场历史事件的我，那些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转眼间，香港回归即将5周年了。这5年来的风雨历程，使人们对香港的发展路向，对“一国两制”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国两制”： 从西藏到香港的实践 事实上，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最早探索“一国两制”的实践，并以法律形式保证这种实践的地方并非香港，而是1959年前的西藏。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中明确规定：达赖和班禅的政治、宗教地位不变，西藏原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不变，中央只管外交与国防。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又多次重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央不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不要搞，也还要征求你们（指达赖、班禅）的意见。这使得西藏和平解放前已存在的封建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继续保存下来。于是，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同时存在着两种社会制度：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开始叫新民主主义制度）和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 当然，由于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人士发动叛乱，搞西藏独立，一个国家内实施“两制”的基础就被彻底破坏了，中央政府只能顺从百万农奴的民意，实行民主改革。 回顾1959年前在西藏进行的“一国两制”（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的实践，是很能给人以启发的。 当时解放军因交通问题，粮食供应出现短缺，只能自己办农场，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从当地招收了一批藏族乞丐、流浪汉以及虽是自由身但一贫如洗的藏民，作为农业工人使用。在长期的相处过程中，解放军善待这些藏民，不仅不打不骂，而且供应日常伙食，劳动发给工资，生病了还给看病，这和农奴主对待农奴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百万农奴发自内心地喊出“亲人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时，推翻西藏农奴制度的社会基础实际上已经形成了。 最早在西藏进行的“一国两制”实践说明：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必然要被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取代。当时，尽管内地在实施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中已经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同西藏落后、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相比，还是先进千百倍的。事实上，那些最早支持解放军平叛，以及后来积极协助中央政府在当地进行民主改革的藏民，大多数是那些同解放军（或称现代文明）接触较多的人。 这一方面的历史事实说明，在“一国两制”的实践中，在坚持大的原则不变（即两种制度的区别、区隔不能变，双方都要信守承诺）的前提下，必须与时俱进地看问题，尤其是必须从双方的接触、交流与合作中，不断发现一些细微的变化，并把它们转化为对双方都有好处的有益因素。 金融危机的严峻冲击 香港回归5年以来，中央政府在坚持“一国两制”的问题上可谓是坚定不移的。对此，连一位台湾“立委”都说：如果台湾今后也能像香港一样，人们依旧十分宽松自由地生活，政治上还可以批评政府、游行示威，那我也不反对“一国两制”! 事实上，台湾主流媒体（包括台湾新闻局驻港代表江素慧）也承认，香港回归以后，人们最担心的政治问题并没有出现，中国政府确实是坚定地实施了“一国两制”。但是，这不等于说香港现在没有问题，应该说，香港不仅有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不可小看。 凡是“九七”前到过香港的人，事隔5年之后再来到香港，你都一定会发现：香港人比以前变得敏感了，很爱抱怨，以前性情温文尔雅，现在变得有些暴躁，原来从里到外表现出来的自信少了许多，只有在跨过罗湖桥，来到深圳或珠江三角洲其他地方时，那些自信才有些恢复。从中你可以深切体会到香港自从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经济不景气和民生艰难。 然后，你来到香港任何一个报摊，买上5份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你会发现批评政府的报道出现在各大报纸的显要版面。一位香港新闻业同行说：不骂政府，谁来买你的报纸？每逢重大节日，游行示威充斥着街市以及政府总部门前。于是你不禁要问：香港究竟怎么了？ 平心而论，当今香港经济不景气，特区政府威信经受严峻考验，与九七回归没有关系，更不是“一国两制”的错。经济不景气在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是一样的，问题是，在有着中国内地强有力支持的情况下，香港经济何以这么长时间没有得到改善和复苏？台湾某主流报章的一位资深驻港记者对此评论说：这是由于港府内部在施政思路上犹疑不决造成的。 记得回归后不久，港府针对香港经济泡沫化严重的弊端，决定从楼市入手，压抑楼价，根除这个弊端。这个出发点是好的，目标也选取得很准，但时机不凑巧。等港府实施这个计划时，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开始全面显现出来，香港经济受到严重打击。最受压抑楼价打击的大财团，在楼市的损失无法在别的地方弥补，于是群起抱怨。而那些已经购买了住宅的中产阶级和普罗大众也因为官方压抑楼价措施导致楼价下跌，从而个人资产缩水，加上经济大环境不好，这里损失在别处无法捞回，也都普遍不满。问题是，从决策到实施为什么用了这样长的时间，以至错过了实施决策的最佳时机？朱●基总理告诫特区政府：决定了的事就赶快去做，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这恐怕不是无感而发。同时，既然金融危机的后果已经全面显现，市场自发调节就成为压抑楼价的最佳武器，为什么特区政府非要自己动手，赶在这个时候得罪人？从这个教训来看，港府的工作虽然大体上做出了不少成绩，但仍有一些需要检讨的地方。香港特区政府目前正拟推行的“高官问责制”，便是从体制上改进政府高官工作作风、提高效率的一种尝试。 新问题需要大胸怀 还有一个对香港来说至关重要的深层次问题，即回归后，香港的城市功能究竟是什么？按照邓小平的设想，回归后的香港将成为内地改革开放，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窗口。因此，香港要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的基本根据就在于此，这同1949年大陆解放后不收回香港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为香港制定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其着眼点也是香港的窗口职能。也正是得益于中央对香港的这一定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香港经济出现了飞跃。 然而，事过境迁，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内地不仅经济实力有了大幅度的增强，而且对外开放也越来越彻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内地已经加入WTO。在这种背景下，过去必须通过香港转口的人、货、资金已不再一定要通过香港转口，香港的窗口角色很难再继续扮演下去了。正如香港人担心的那样：门都打开了，还要我们窗口干嘛？目前，内地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不少都在缩小规模，一度活跃于香港股市的红筹股不少也都有撤回内地发展。甚至过去必须经过香港中转来内地的台籍人士，以及部分资金和货物，在当今两岸“大三通”不可阻挡的情势下，也都开始兴奋起来。他们说：凭什么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目的地的旅程，要我们绕道香港，花上差不多一天的时间？钱花多了不说，各种不便搞得人心情不愉快。 应该说，不仅是香港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就是祖国内地自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已来，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当时内地的指导思想是，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制度。而今，内地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赋予了中共指导思想以很多新的时代内容，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加之近年来香港由于经济不景气，同内地接触越来越密切，甚至出现了“建立两地更紧密联系的特别安排”的提法。这一切使香港的未来及“一国两制”的实践面临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与时俱进与香港的未来 香港回归以来的这5年，香港与内地关系（或者说“两制”之间）出现了两个最主要的变化：第一，“两制”之间的差异正在缩小；第二，两地之间人员、货物和资金的交流正以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呈几何数级增长。 就第一方面来看，内地首先从思想领域突破了姓“社”姓“资”的束缚，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计划与市场并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同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的“在哪个地方，哪种所有制能够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恐怕就应该采取哪种所有制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2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内地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所有制认识上也有所改变；在现实中，彻底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内地和香港在“两制”上的差异和排斥正在不断缩小。 第二方面，香港回归5年来，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人与物的交流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以至于现有的过境通道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了。仅就人员交流而言，目前每天经罗湖往返内地香港之间的港人达10万人次以上，周末更达到20万人次，节假日更是超过上述数字。不久前，国家放宽内地人士赴港探亲、度假及公务的举措，很快就使内地赴港人士的数量空前增加。据了解，目前内地与香港特区政府之间正在研讨让具有深圳户籍的人士可以自由前往香港，加上两地都在加大过境通道的建设，可以预期，目前两地关卡的“边境”意义将大为降低。 不仅如此，目前香港和广东在经济上更有融为一体的趋势。实际上，从“九七”香港回归前一直到今天，粤港两地一直有人在推动两地的经济融合。最早是深圳市提出“深港融合”的口号，后改为“深港经济融合”，但由于当时香港尚未回归，这个提法在香港社会并未引起积极回应，反而引起了恐慌。一个中资传媒的港人高官就问笔者：“你们要把香港融合到哪里去？”这时，内地某知名经济学家向深圳市政府建议：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提“融合”呢？把罗湖、皇岗、西部通道建设好，不就“融合”了吗？深圳市采纳了这个建议。 “九七”回归后，深圳市继续单方面积极推进两地经济融合，向香港提出“前店后厂”概念，以香港的资金、市场，结合深圳的土地、人才、技术，双方合作发展高科技产业，但仍未获得香港响应，甚至董建华在他就任特首后对深圳的首次官方正式访问中，对深圳市提出的合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建议仍然没有表态。同时，香港传媒已经开始宣扬“深圳是对手不是伙伴”的观点，于是，深圳官员就埋头发展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去了。不久，心怀不安的香港目睹自己邻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如日中天，也开始搞起香港版的“创新科技”来了。结果历时1年，以盈科数码港的关门为标志，“创新科技”在香港变成了圈地搞地产的笑话。港府一挫于金融危机，二败于“创新科技”，加上一批香港人大代表的积极推动，港府乃至香港社会开始认识到同内地合作的重要性。现在，连一些过去对内地不屑一顾的港府官员，都开始满口不离“粤港合作”了。直至最近，有人提出了粤港“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后被有关方面建议更名为“建立两地更紧密联系的特别安排”。总之，“香港的未来系于内地”，已成为多数港人的共识。 香港依然魅力无穷 尽管内地的地位在不断提高，但在双方关系上香港依然具有独特的优势和魅力。不久前一位广东学者以外国报章上刊登的一篇题为《谁还需要香港？》的文章为由，同一位港府人士讨论香港经济的不振。这位港府人士立即表态：如果“谁还需要香港”这个命题成立，那我倒要问一问“谁还需要广东？”现实中，我们仅从广东官员如此热烈地拥护“粤港自由贸易区”概念便可看出香港的不可替代的价值。然而粤港如何合作？两地都还未谈出一个具体可行的方案来。 香港的独有优势在哪里呢？不久前港府中央政策组顾问、全国人大代表曾德成在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一种产品从开发设计到制造，再到销售和服务，其中作为中间环节的制造，是不能产生高额利润的，而一头一尾才是赚大钱的，我们香港恰恰在这两头有优势。 以市场经济的成熟、法治环境、同国际市场联系的密切，还有那种把什么都可以变成钱的本领等方面，内地目前还没有哪个城市可以同香港相抗衡，更不用说综合经济实力了。这些方面正是香港同内地合作时手里握有的王牌，也是目前“两制”产生的落差和区别所在。 而与内地合作也是香港的最佳选择，否则香港的国际竞争力也会有问题。那种对“自由保税区”的偏爱，说到底是在“转口”、“窗口”角色上做文章的旧思路。香港在自身角色的定位上，也必须“与时俱进”。 对广东而言，不久前“海外博士广东访问团”对广东的印象，也可引出一些问题。这些全部都有自有知识产权高科技项目的博士们在考察完广东后，对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做了如下布局：公司总部设在上海，核心设计部分放在上海，非核心设计放在深圳，制造放在东莞。当我问这种布局是如何得出的时，他们表示，第一，广东在地理位置上不如上海有辐射性；第二，香港经济的不振对广东经济未来发展有一定制约；第三，广东一些官员缺乏国际意识。从第三点来说，“国际意识”尚显不足的广东，在“国际意识”方面仍需香港的带动，仍需通过与香港的合作来提升。所以，香港与广东之间的合作空间依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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