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5时，陈淑莹准时出现在老夏夫妇面前。哭得胀红了眼的邓到君靠在丈夫身后，有些害怕地听着丈夫和陈淑莹谈话。

　“有人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来，他却把光明留下来，你可以在别人的眼中看到他的光明。夏超明有你们这样的父母，他会感到很骄傲，你们很了不起。”陈淑莹说。

　“不是我们了不起，是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了不起，那些人感化了我。”夏跃燕说。

　“捐献成功后我会给你一份证书，后事我们也会尽我们所能提供帮助的。”陈淑莹说。

　“证书我不需要，也不需要报酬，有报酬的话就意味着我要卖儿子。儿子病了，我却连医药费都付不起，还要别人来帮助，我感觉特别内疚，这样做了了我的心愿。”老夏说。

　“捐赠的事先不要跟孩子讲，让他能安心地走。”陈淑莹说…[详细]

　有一段时间，陈淑莹感觉做不下去了，“每天我看到的都是人生最灰暗的一面。我当时都快疯了。”

　这时陈淑莹想到了一个调节心理的方法，找卖保险的人聊天。“卖保险的和我们都是要做人的工作，后来我想通了，做这一行要把挨骂当作一种享受，这样慢慢走出来了…[详细]

　随着器官移植的发展，器官的供给和移植需要进行规范化管理。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其中包括如何确定脑死亡，是否同意捐献器官及如何避免买卖器官。

　器官捐献有三种形式。

　推测同意。除非患者特意申请死后不捐献器官，一般患者在诊断脑死亡后就自然地成为供体。但是，在大多数推测法律同意的国家中，医生仍然需要得到亲属的同意。

　指定同意。这是志愿捐献器官体系。亲属在患者死亡时允许捐献器官，通常是已经表达捐献意愿的患者。

　请求捐献。在美国，负责器官捐献的医生有责任向家属表达器官捐献的请求…[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