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产业转型”说了多年,没有实质改变,为什么?
答:创新很痛苦。传统产业链条已经建立,要转成高附加值、高科技、能耗小的链条,从源头到终端,都需要相应的配套。要不断磨合,要付学费,风险和不确定性很大。老的模式还没被逼到死胡同,企业就宁可走老路。
地方政府的GDP崇拜的观念也根深蒂固,干部考核体系没有根本转变。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往往停在表面。
问:所以金融危机一发生,地方政府立刻喊“产业转型”,轰轰烈烈培训农民工;危机一过,动静就小了。
答:这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造成的。书记成了董事长,领导班子是董事会成员。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既是动力,也是阻力。政府本来应该改善民生,提供福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现在第一职能成了抓经济,显然错位。
地方政府互相竞争,长三角与珠三角互相竞争,长三角内部互相竞争……不惜一切代价吸引外资。它短期见效,从长远来看,却牺牲环境和工人福祉,破坏环境。
这几年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成有限,农民工的谈判地位相应提高,能用脚投票。地方政府不仅要考虑吸引资本,也要考虑吸引劳动力了。农民工工资上涨,逼迫产业转型升级。
问: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超农村人口,这个调位意味着什么?
答:有人说这是转折点,我觉得意义没有这么大。而且城镇增加的并非全是农民工。城镇人口成分复杂,有城市户口居民、住在城市的本市农业户口居民、外来城市户口居民、外来农业户口居民。
问:其中有多少农民工被“半城市化”、“伪城市化”?
答:国家统计局调查,2010年有两亿四千多万农民工,其中离开本乡镇的一亿五千万(跨省的六七千万)。计算口径不同,根据有关资料,2009年按户籍统计和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相差约12个百分点。非本城镇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约为16017万人,按照最保守的估计,被“半城市化”、“伪城市化”的农民工,至少也有五六千万。
问: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有哪三个关键原因?
答:一、享受不到社会保障。二、享受不到基本公共品供给,如教育、住房。三、人力资本的素质问题。
问: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力,如何看待他们自身素质和职业期望间的差距?
答:不能统一而论,但其共性是:生在改革开放后,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方面差一些。希望自己工资高,待遇好,又不愿长时间劳动,看着别人挣得多干得少,心理不平衡感很强。这也与全社会精神家园荒芜、核心价值体系未真正树立有关。整个社会都没有的东西,90后怎么会有呢?必然迷茫。这种迷茫和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特定的历史环境结合,就出现了这个群体的很多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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