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27岁的安徽蚌埠人蒋冲抱着不到2岁的儿子，带记者穿过两排临时搭建的平房，来到一片破烂的两层楼农宅，这里住的都是外来打工者，他们一家住在最北面的一间。据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统计，北京有88.5%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城乡接合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教授的研究表明，居住在上海郊区的外来人口占来沪外来人口总数的比重近八成。[详细]

　　肖家河社区警长告诉记者：以前肖家河地区打一口井，供3000人喝水没问题，到了2008年，要供3万人喝水，现在打到第3口井，还不够用。本来村里有自己投资建的排水系统，违章乱建出租房屋多了以后，排水通道堵塞，一下雨，水流不出去，倒灌进村民住宅。街道办出钱把村里主要道路的排水做好后，大量垃圾又把下水道给堵了。更严重的是，房子一家连一家，消防车根本进不去，一旦发生火灾，只能眼睁睁看着大火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详细]

　　城乡差别，不是一句简单的学理判断，而是真实的社会生活——多少人，“进城走了十八年”；多少人，进城后慨叹“故乡沦陷”。长期以来，城乡藩篱所造就的不对等，甚至可以径自寻到更高的层面。2010年3月，《选举法》修改，规定城市和农村人口按照相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组成的核心要素，人大代表选举在城乡问题上的平权历程，跨越了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时空，人大代表的城乡比例经历了8：1、5：1、4：1等多个阶段。

　　城市的扩张迎合了官商通过占有农民土地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诉求，而农民则在这种扩张中遭到剥夺，或转化为依赖城市利益结构，尤其是畸形的房产利益结构为生的寄生阶层。而在对农民的“强制城镇化”中，一方面既具有政绩的先验渴望，同时也有打农民土地主意的深谋远虑。在这种思维下，“强制城镇化”严重缺乏产业结构的配套。农民确实从农村搬到了城镇的居民小区，然而，在一切生活必需品都需要钱的情况下，往往陷入窘境。新增加的“城镇化率”，使城市处于一种表面繁荣实际危险的状态。[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