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歌司令员：铁血红歌团不能怕死

　　12月2日，凌晨5时许，一夜未眠的常州合唱团团员们，鱼贯走出人民大会堂。

　　天还没亮，冷风让不少团员都缩紧了脖子。身材消瘦的戴诚一言不发走在队伍最前，头发花白，面色铁青。

　　“特别生气”，这名59岁的常州合唱团团长，愤懑难平——他率团来京参加“盛世欢歌”颁奖演出，然而部分参赛者指责主办方是骗子，占据舞台大闹一场，僵持数小时后，主办方退还“人头费”，活动不了了之。

　　对于这场活动，戴诚已经期待了3个多月。今年8月，他接到主办方电话，对方自称是文化部艺术服务中心“杜老师”，邀请常州合唱团参加“盛世欢歌”汇演。

　　电话中，杜老师特意强调，常州团艺术含量高，影响大，是此次活动唯一指定邀请的团体。此外，汇演将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莅临观看。

　　登上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为领导人演出，听到这样的语句，戴诚心动了。

　　今年9月份，他专程赶到北京，在北京站对面一间办公室，他见到了自称秘书长的刘琴。刘琴告诉他，除了新一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八大后还没有离开北京的领导人，也会来观看演出。

　　这对红歌司令员的诱惑无比之大。戴诚当即拍板决定。

　　12月1日下午2点多，他带着100多名团员通过安检进入人民大会堂。可是没多久，一名中年女子便冲上舞台，抢过话筒，怒斥活动主办方是骗子。

　　女子怒称，主办方多项许诺没有实现。比如原定当天上午游览奥体中心，但老人们四五点起床，却根本没等来旅游专车。此前说好的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也变成了仅容纳五千人左右的宴会厅。

　　“现场有些失控，上面人在讲，下面有人跟着喊‘骗子！退钱！’”戴诚忙着叮嘱团员们“不要惹事”，混乱中，他听到有管乐队开始吹曲子，索性便带着团员们唱起歌曲《红军战士想念毛主席》——按照计划，这是常州合唱团的汇报演出曲目。

　　在斥责声、争吵声、红歌声中，双方一直僵持到半夜。试图劝架的戴诚招来不少人的骂声，如“叛徒”、“内奸”等。戴诚一直往最好的方向想，比如主办方不是在骗钱，“如果真是骗子，完全可以卷钱跑”。他分析，闹事者主要是由于心里不平衡，“部分团资历不够，只能在颁奖演出中当听众”。

　　最终，主办方决定退还人头费。

　　这是戴诚第二次来人民大会堂演出，上一次是2010年。

　　在红歌界，戴诚算得上骨灰级人物。

　　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全国各系统和单位组织纪念演唱会，作为常州市市政管理部门选手，戴诚靠一首《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闯进了复赛。

　　“从初赛开始就有意外”，这是一首女声独唱，面对黑压压的听众，戴诚刚张嘴就失声了。反复恳求后，评委给了他重新演唱的通行证。当晚，他找到单位司机，连夜赶到一位医生朋友家，服下治疗嗓子的特效药。

　　他最终进入了市里的复赛。那次比赛中，40多位选手都选了跟他一样的歌曲，但只有他走到最后，“高兴坏了，这是实力，也是天意”。

　　复赛当天，他找出家里最大号的毛主席像章，别在演出服上。

　　虽然最终没有获奖，但他的生活就此改变。他觉得唱红歌给了他的生活不一样的意义。当年40岁的戴诚开始了红歌征程，第一站他选择了常州市的福利院，“几首歌唱下来，老人们都落泪了。”

　　从此，为纪念毛泽东诞辰而唱红歌，成为戴诚每年12月的重头戏。慢慢地，越来越多人加入他的队伍，多以老年人为主。他们的舞台也越来越大，4年后，他领着一群老头，站在了当地影剧院的舞台上，台下观众多达千人。

　　他说，那天他估算过，至少有七八成的观众“听得现场落泪”。

　　头几次演出，戴诚的“红歌部队”全部挂靠在常州音乐家协会旗下。可是1999年，对方要求在演出节目中加入港台音乐，他愤然拒绝，“我们是唱红歌的，怎么能跟这些爱情歌曲混在一起？？？”

　　他一怒自立门户，2002年，由他担任团长的常州合唱团成立。团内分为老年组和在职组，团员选拨标准很简单：热爱共产党，服从指挥，组织纪律性强。入团后的排练演出等费用，团员都不需要自己承担。

　　合唱团的规模很快涨到140人左右，排练场地最初在公园等户外场所，后来，当地一所学校与戴诚达成合作，免费提供了排练教室。

　　此后，在一次央视演出中，主持人笑称戴诚是中国的“红歌总司令”，随着节目视频、新闻的传播，这一外号不胫而走。

　　戴诚的铁腕形象，也开始在团员中“生动”起来。“团长人很好，就是爱骂人”，一名团员告诉记者，有时候老人走得慢，戴诚也会发火，拉着大嗓门吼。他还爱摔茶杯，甚至会假装向老人泼茶水。

　　合唱团还有一系列不成文的规矩：演出时不能论长道短，在演出场合严格两人一排，严禁打闹……戴诚称，设立这些细则，是因为“唱红歌要有唱红歌的样子”。

　　红歌团内部实行的是铁腕管理，甚至还推行了“实名制”。

　　2010年，戴诚在新设计的团徽中，加上了团员名字——此前一次外出活动中，有团员将汤洒在桌上，离开时没有处理，苦于旧徽章上没有名字，戴诚没有找到具体“肇事者”，这让他很窝火。

　　“论艺术水平和声乐基础，我们是全世界最差的团”，因为团里老年人居多，很多错误的演唱方式，戴诚“重复一万遍都纠正不过来”。

　　在他看来，合唱团能走到今天，全靠精神力量，“小到一个团体，大到一个民族，没有思想和信仰，都是可怕的事情”。

　　建团十年，戴诚已经自费定制了50万枚毛主席像章。凡参加重大演出活动，团员要佩戴整齐上场，旅行箱、双肩包上，也会贴上毛泽东像，“让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唱红歌的”。

　　带着合唱团，戴诚去过部队、农村、监狱等地演出，红歌四处飘扬。

　　去年9月，在团员提议下，戴诚率团去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途经武汉时，一身红军服装的戴诚被超市营业员“搭讪”，得知戴诚一行是唱红歌的，中年女营业员显得很激动，恳求他现场献唱一首。

　　就着水果摊位的橘色灯光，戴诚清清嗓子，唱了一首《毛主席的恩情比山高比水长》，“周围的人都围过来听了，很多人鼓掌”。兴奋的戴诚掏出随身携带的毛泽东像章，现场免费赠送，索要的人太多，他只能把自己佩戴的也送出去。

　　“多数人是欢迎的”，戴诚说，在部队，掌声总是很热烈。但在社会演出时，中老年听众较多，掌声总是稀稀拉拉的，“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爱情歌曲了。”

　　近几年，合唱团开始频频参加比赛，并在中国第四届老年合唱节、中国第六届合唱节、老年合唱大赛等赛事中，拿到奖项。

　　2010年，合唱团赴北京参加活动，团员入住就餐后，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二十多人被送往医院。

　　次日上午10点，“红歌总司令”给团员们召开了紧急会议，号召大家要以红歌精神战胜“食物中毒”，“哪怕死也要回去死。谁要现在倒下，马上开除。”

　　最终，部分尚未痊愈的团员戴“尿不湿”上场，“回来时都是臭的”，团员陈全梅称，这些意外状况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发挥，“拉肚子也不会没精神，我们有精神支柱。”

　　这些陷入狂热的老人们，坚信红歌有特殊的力量。

　　包括戴诚在内的多位团员称，唱红歌为他们带来了好身体。“在我们团里呆时间长的，有病也会变成没病”。

　　戴诚称，唱红歌能让他们保持血液新鲜，提高免疫功能，具备健康体魄，“我30岁之前一直是病秧子，唱红歌后，一点毛病都没有了，冬天穿短袖洗冷水澡，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而红歌也带了窘迫。因为痴迷唱红，总司令的家一度陷入困境。

　　合唱团平时活动的所有费用，全部由戴诚承担，“（团员）他们只负责学，一分钱都不收”。欠债最多时达到250多万，他压根不敢接听债主电话，“真像小偷见了警察”。

　　2002年，为筹钱参加中国第六届合唱节，他以15万元的低价，卖掉了位于常州市中心60平米的房子，妻子气得6年没有与他来往。

　　一辆朋友赞助的面包车，曾是他的住所。夏天，他把车挨墙停靠，故意让车墙间的缝隙很窄，以防小偷。这样他就可以打开车门睡觉。冬天他就把座椅放倒，脚踏在方向盘上睡觉。

　　2岁的小外孙也受到红歌影响。戴诚称，孩子老爱哼唱“大救星”，这是《东方红》最后一句，一次被带到团里玩，听到团员排唱《东方红》，小家伙居然当起“指挥”，小手一上一下，节奏完全正确。

　　“这个小孩让我觉得很欣慰”，在团里发火时，戴诚曾经冲着老人们吼“你们这些猪狗，活了六七十年，还不如我家一岁半的小孩”。

　　这次来北京参加“盛世欢歌”活动，戴诚原计划带上外孙一起，最终因费用紧张而作罢。“这次借了30多万，除了每人2000块参赛费，其他费用都是我出的。”还有部分团员家庭经济困难，一个月工资才2千多，戴诚索性连参赛费也悄悄代付了。

　　满满的期待最后变成了满腔的怒火。戴诚不在乎钱，在乎的是见不到“新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回去后，肯定得有人要笑话我了”，戴诚决定在明年时打一个翻身仗，把红歌唱进维也纳金色大厅，“到时候返回人民大会堂再演，那算汇报演出”。

　　目前，已经有协会与戴诚商榷准备事宜，但900余万的费用，让他犯了难，“听说浙江卫视有档节目，帮助人实现梦想的，我要不要去试试？”

　　离开北京前，他在南池子大街的一家小店发现一款黄果树香烟，售价15元，纸盒正面印着“长征.1935”，这让他激动不已。

　　“来两条”，这名平时抽3.5元大前门香烟的男子，毫不犹豫地掏出了钱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