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里审判高官

避嫌：躲开关系网 确保公正的审判

2001年，中纪委在查办“慕马案”时，发现马向东之妻章亚非在背地里大肆活动，严重干扰办案，于是决定实行异地办案。从此开启了高官异地审理的先例，效果明显。[详细]

落马官员级别越高，异地审理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官员案件是否选择异地审理，不能一概按照官职和职务来区分；行政级别是一个因素，关键在于嫌疑人在当地政法系统的影响。有三类贪腐官员通常要异地审理：一是当地四套班子的主要负责人，二是重要岗位如组织部门、财政部门等的主要负责人，三是司法官员。

异地审判的标准并不局限于腐败高官

2010年底舆论关注的河北大学醉酒驾驶肇事一案，因嫌疑人李启铭的父亲李刚系事发地点所在的公安分局副局长，此案一审采取市内异地审理方式，由保定市望都县人民法院审理。

而涉及政法系统内部人员的案件，也更加注重发挥异地审理的效用。2009年，浙江省高院、省检察院就联合下发了《关于以法院工作人员为被告人的刑事案件实行异地审理的通知》。[详细]

2001年之前，大多在犯罪地或犯罪人居住地审判

比如，1997年北京市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铁英受贿案在北京一中院审理；1998年贵州省原政协副主席常征受贿案在贵阳中院审理。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2000年2月13日在南昌市中院受审。

“慕马案”之后，90%以上的高官腐败案件基本实行了异地审判

慕马案审理现场自2001年辽宁“慕马案”之后，对高级官员职务犯罪进行异地起诉、审判，几成惯例。譬如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受贿案由北京二中院审理、湖北省原省长张国光受贿案由天津二中院审理，都沿袭这一惯例。我国对于90%以上的高官腐败案件基本实行了异地审判，形成了一道司法史上罕见的、非常独特的现象。

北京市一中院、二中院 “随时准备审理指定管辖案件”

因为犯案的省部级高官多在京城附近羁押，北京市一中院、二中院，成为“随时准备审理指定管辖案件的法院”。这两家中院审理的要案高官可以列出一长串：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原贵州省省委书记刘方仁，等等。

距离北京最近的河北衡水、沧州、廊坊，以及天津市等地的中级法院也常常得到指定的机会。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案件，落在天津市二中院。[详细]

省部级官员跨省审理 厅局级干部“省内异地”

一般来说：省部级腐败高官实行“跨省异地”审理，而厅局级干部腐败案件则在“省内异地”审理。如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在天津受审、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在重庆受审，而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在宁波中院、苏州原副市长姜人杰在南京中院受审等。

有分析人士指出，厅局级干部跨省异地审理，是因为其背后可能涉及更高级别官员。譬如，黑龙江省绥化原市委书记马德在北京受审前，曾检举了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和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详细]

对被指定的法院来说，这是个机会。大要案的审判，通常会写入来年法院的工作报告。具体的办案人，将受到嘉奖。北京市一中院法官陶炜在先后审理了毕玉玺、韩桂芝等一大批社会广泛关注的大案要案后，入选北京法院十佳法官。胡长清案的主诉检察官曹运革，因为“把胡长清送上法庭”，被评为全国杰出青年卫士、一等功臣。

安徽省检察院因办理薄谷开来案被记一等功。今年1月的《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提道：“省检察机关圆满完成了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的介入引导侦查和公诉工作，以及王立军徇私枉法案的侦查工作，维护了党和国家形象，为党的十八大召开做出了积极贡献。省检察院和合肥市检察院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荣记集体一等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