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腿记：当一个农民得了重病之后

　　保定市下属的东臧村，距市区只有十几公里，却似乎被时代所遗忘，村中一片装修落伍的民宅，路边晒着玉米粒，剥下来的玉米皮混着尘土，在墙边随风打着转儿。

　　一年前的4月14日，46岁的郑艳良决定锯腿。此前他因患双下肢动脉血栓，右腿坏死并逐渐腐烂，疼痛折磨了他三个月，日夜不息。

　　那天上午11时许，他锯掉了那只带来无限痛苦、夺走所有尊严的坏腿，右腿只剩下15公分。

　　哀嚎息止，郑家住了快30年的老院子里，肿着眼的女主人沈忠红推开房门，往平房东侧一把生锈铁梯上，挂一只发黑的面粉袋。她的手一直在颤抖。

　　袋子挂上铁梯后，很快显出脚掌的形状来——这是郑艳良的断腿。

　　郑对它厌恶至极，锯下来后，甚至不愿意多看它一眼，“扔了吧，扔到庙前的垃圾坑里去”，他嘱咐妻子。

　　这位胖胖的、平时很有主见的女人，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给狗叼走糟蹋了”，她琢磨着，在东臧村，村民们讲究死后留全尸。

　　她先把袋子挂在了屋外的梯子上。生病前，丈夫的脚板曾经无数次踏过这架梯子的每一层，在房顶晒玉米，处理破烂的塑料防雨布。如同村里的每一个精壮男子，他是家里的劳动主力。他心疼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的妻子，平日里，即使在砖窑工作很辛苦，他回家来也从不歇着。

　　但沈忠红很快就觉得受不了，“太吓人”，脚掌的形状太清楚，推开门就会看到，第二天，她连忙给摘了下来。

　　最后，在家人的建议下，袋子藏进了墙边一只破了洞的陶瓮内。锯腿次日，郑艳良左腿病情恶化，脚掌牵着半截小腿直接脱落。沈忠红也把它们装进了陶瓮的袋子里。

　　烂腿的诅咒，是在2012年1月缠上郑艳良的。

　　那是正月初六，村子里最闲适的时光，砖窑和地里都没活儿，白天，郑艳良一直在家玩牌，晚上，臀部和大腿却突然剧痛，无法走路，在家人陪伴下，他辗转村卫生室、保定市和北京的医院，最终，在北京301医院，他被诊断为双下肢动脉血栓。

　　“医院说，要治的话，一次性支付30万押金，后续治疗估计要百万”，郑艳良回忆，当场他就选择了放弃，回村。他没钱。

　　临走时，医生告诉他，今后会很痛，如果能扛过去就没事，不然最多只能活三个月。

　　右腿果然很快成为噩梦：最初是出现紫斑，随后逐渐变黑腐烂，流脓。

　　村卫生室所当时就在郑家斜对面，负责人郭明静经常去郑家为他打止痛针，“印象太深了”，她回忆，病情发展到后来，郑艳良腿部黑皮下基本没了肉，能看到骨头和筋腱，卧室里充溢着臭味，“我经常回来就吐一盆子”。

　　“那比锯腿还痛苦”，这位善良的医生连连摇头。她曾为郑家提供了几千元的帮助。

　　最后，连医生都不敢进屋了，郑妻沈忠红回忆，她学着给丈夫打止痛针，还从村里的小商店买来成人尿不湿，加上纸，垫在丈夫坏腿下，严重时，每半小时就要换一次。换下来的废料，她都在院子里烧掉，“能烧出黑油来”，刺鼻味道弥漫在院子里，如同死亡的阴影。

　　最绝望的时候，她觉得丈夫快要断气，悄悄备好了丧服。

　　郑家所在的这座村庄，户籍人口有2500人，但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入夜后，郑艳良的惨叫在这座寂静的村庄中飘荡。有人害怕，少人问津。

　　锯腿的头一天，郑艳良突然发现，腿上有些异样。在只剩少许黑皮连接的脚踝处，能看到里面的白色东西，像是蛆。他不想继续忍下去，他知道床下，有一把平时锯铁用的小钢锯。

　　次日上午，郑艳良决定行动。“把钢锯给我，我要把腿锯了”，他粗声粗气地对妻子沈忠红说。沈不干，两人嚷嚷起来，女儿把母亲拉到了西厢房。她们都以为那只是一句气话。

　　郑艳良开始自己动手。他使劲挪动到床边，弯腰够着钢锯，床头的破鞋盒里有一应药品：消毒用的碘伏、棉花、纱布等。他用毛巾包裹上痒痒乐，塞进嘴里，拿起头一天挑开黑皮时用的红色塑料把儿小刀，开始了“手术”。

　　钢锯在骨头上来回拉动，钢锯断了，他用剩下的一半继续拉。他咬掉了一颗牙，但已无暇理会。

　　十几分钟后，沈忠红听到丈夫喊她过去，房间里的情景让她惊呆：地上有一截断腿，床上有小半碗血，床边的桌子上放着牙齿。

　　“你收拾一下吧”，丈夫的声音依然很冷静。

　　沈忠红哭了。

　　锯腿后，郑艳良的身体莫名其妙地好起来。

　　“脑子清醒了，能吃饭了”。锯腿后半个月，他第一次在门口的躺椅上，晒了2个多小时太阳，赶集的村民路过时偶尔会跟他寒暄几句，“太痛快了”。

　　此后慢慢好转的身体，让郑艳良丧失已久的信心回来了，他想活下去。但左腿还在继续溃烂。他知道，光靠锯子解决不了问题。

　　花30元买来的半导体收音机，一度给他希望——当地电台里有档“有事您说话”栏目，能帮听众处理难题。照着栏目公布的电话，他拨了过去，说明自己的情况。

　　但很长一段时间，郑艳良都没有等到下文。因为家中没钱，18岁的女儿辍学出门打工了，“实在没办法了”。

　　戏剧性的转折，在今年10月突然出现：《燕赵晚报》记者汪洋拨通了他的电话，随后与另外两家当地媒体前来采访。

　　10月10日，新闻稿发布，很快被网络媒体转载。“保定硬汉”的故事吸引了更多媒体，多路记者赶赴东臧村，随后，多个政府部门也介入，为郑家提供帮助。

　　10月11日， 两股力量汇集在一起，形成高潮：数十人挤在郑家小院里，“哎呦，人太多了”，郑艳良回忆着，“院子里都是人，看不过来，最后医生说，得赶紧走”。

　　直到下午5时许，救护车带着郑艳良“逃离”现场，前往保定市第二医院住院，一路疾驶扬起的尘土中，数辆媒体采访车紧跟其后。

　　在车上，郑艳良想起了最难熬的那几个月。他夜夜哀嚎，但没几个人登门看望。

　　在医院，农民郑艳良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待遇。

　　他被安排在了9层的病房，最初是四人间，由于探望人员过多，医院腾空了其他三张床，次日下午，他又被转移到带独立卫生间的病房。入院期间，县里安排了工作人员全程“陪护”。

　　他见到了很多官员。11日下午，河北省红十字会秘书长赵书平等人亲自送来救助款25000元， 保定市卫生局副局长、市第二医院院长葛长青亲自察看了他的病情，许诺医院会制定治疗方案，并告诉他不用担心费用问题。

　　他尽可能耐心地配合着领导探望和记者采访，但偶尔也会爆发脾气。13日傍晚，在向记者讲述一段关于低保金的不愉快回忆时，“陪护”工作人员试图打断他，他毫不客气地嚷了起来，“你听我说完咧怎么回子事咧！”工作人员不敢再插话，过了一会儿，还是讪笑着帮郑艳良补充“你肯定记错了”。

　　郑艳良不敢想未来的事。他希望能安上假肢，但只是希望而已，“走一步看一步”。

　　此前，有上海的医疗专家称，郑的情况，安装假肢的希望不大。

　　这位胆敢锯腿的汉子，面对未来的生活，一筹莫展。

　　在东臧村，这几天，不断有好心人找到郑家，送去牛奶、食用油和钱，有人甚至专门从天津开车过来，“自己送比较放心”。

　　75岁的郑父和70岁的郑母负责接待他们。两位老人都患有高血压，见到年轻人时，郑母总是亲切地拉住对方的手，但身体控制不住地哆嗦。

　　郑艳良的家临街，窗户上糊着塑料布，积年尘土，严严实实挡住了光线。在两位老人的房间里，土炕上褥子已经脏得看不出颜色，土暖气管上，有好几处明显漏水，用剪开口子的油瓶子接住。

　　郑艳良曾经很努力地改变家庭现状。“我是家里第一代农民工”，郑艳良回忆，十几岁时他就外出打工，80年代，他在北京刷过7年油漆，后来嫌每天挣3元工资太少，不够吃饭喝酒，又回到老家来工作。

　　在老家的砖窑厂，他干了十来年，每年工作八九个月，工资1千元左右。加上家里4亩地每年四千元左右的收成，一家人能勉强维持生计。

　　他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平静地过下去，这两年砖窑厂开始涨工资，自己挣得没准会越来越多。但他不曾想到，在突发的疾病面前，这个小家庭是如此脆弱。

　　放弃治疗前的最后一站，他坐上花3800元高价租的救护车，往返了一趟北京。躺在车里的他，甚至没来得及看一眼这座他干过活抽过烟喝过酒的城市。

　　郑艳良的经历被曝光后，引发了很多人的感触，这并非个案，搜狐网友“梁发芾”写下一段这样的评论：

　　“这让我想起家乡的几个病人，一个中年张姓，摔断腰后知道治不好，成为家人累赘，就绝食而死；另一个老年安姓，半老年，不知何病，也知道治疗是白花钱，绝食而死；一位南姓，哑巴，半老年，得病后知道治不好，绝食而死。另外一位梁姓老人，摔坏骨盆，以为必死，就绝食，却受不了，又吃饭，躺了几个月，自然痊愈，现在还在干农活，已经十年了。”

　　放弃，是很多农村重症患者为了保全家庭做出的无奈选择。在东臧村，村民们称，得了大病基本就是回家等死，在医院耗着也是浪费钱。

　　事实上，早在2007年，郑艳良已经参加新农合医保，每年交10元钱，一年内生病住院可能按比例报销门诊和住院费。因此，郑艳良患病后，如果入院治疗，可以享受医保给予的部分救助，但根据政策和相关手术费用，郑家仍需自付7万元。对于这个年收入仅1万多元的家庭，这仍是个天文数字。

　　郑艳良说，从北京回来后，他并没有向政府部门主动求助，“他们能给的就那么多，不顶事”。他有时也看电视，新闻联播里那些词听不太懂，也感觉离得很远。最终，他选择了用一把锯子自救。

　　郑艳良没有告诉过妻子，在锯腿之后，他经常会做同一个梦。

　　梦里，坏掉发黑的右腿还挂在他的身上。他依旧能走路，但他知道那是一条早该切掉的病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