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德米克 记录朝鲜的死与生

　　在美国宇航局的夜间卫星照片上，东亚地区闪耀着繁荣的灯光，只有朝鲜半岛北部一片黑暗，暗得就像人烟稀少的青藏高原或西伯利亚。那里并非荒原，而是拥有2300万人口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1990年代初开始，随着工业以及整个经济的衰退，这个国家和它的夜空一起，慢慢黯淡下来。

　　长久以来，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远远地打量着这个国度。它的一切似乎都是政治（或者国际政治）的一部分，供人分析，但人们不会去想，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原来也有爱情。

　　事实上，却是这黑暗赐予人们白天所没有的私密和自由，帮助了爱情的生长。天色暗下来以后，男孩就会躲在女孩家的墙后静静等待——他们的社会阶层不同，如果公开交往会毁掉男孩的前程与女孩的清白。一旦摆脱家人，女孩就会出现。在黑暗里，他们看不见彼此，只是默默地走路，接着他们开始窃窃私语，等他们离开了村庄，谈话就变成了正常的音量。

　　道路通往一片树林，里面是一个废弃的温泉度假村，长满杂草的池子倒映着天空——从地面往上看，朝鲜有东亚最璀璨的星空，在这样的夜空下，男孩和女孩几乎无话不谈——若干年后，当美国记者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问起女孩，她在朝鲜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时，女孩向她描述了这样一幅场景。

　　那已是2004年，作为《洛杉矶时报》驻韩国记者，为了解朝鲜的情况，芭芭拉试着联系采访一些“脱北者”。她在首尔以南20英里的水原见到了美兰，女孩已经成了孕妇，丈夫是韩国军队的文职人员。

　　采访进行一两个小时后，谈话就变成了女人之间的聊天，芭芭拉发现美兰非常愿意讲述她那位前男友的故事，她说他高高瘦瘦，前额留着浓密的刘海，很像韩国一个名叫刘俊相的青春偶像。“我发现她对那段时光很是怀旧，但她生活在韩国人的圈子里，不可能去跟她的韩国丈夫、韩国朋友讲这段往事。”芭芭拉说。

　　芭芭拉委婉地询问女孩和男孩的关系曾经到了什么地步。“我们花了3年时间才牵手，又花了另外6年才接吻，”美兰回答，“我从来不敢想象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我离开朝鲜的时候都26岁了，但我却不知道怎么才能怀上孩子。”

　　芭芭拉说，这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关于朝鲜的故事，后来写书时，她决定用美兰和她前男友（在书里，他被称为俊相）的爱情故事来串联全书。“因为我不只想写朝鲜的死，还想写它的生。我想告诉读者，朝鲜人不是你刻板印象里的阅兵式上的机器人，而是一个个真实的人，他们也会笑，也会哭，所以当然也会彼此相爱。”

　　美兰和俊相都来自清津，朝鲜最北部的一个城市。由于朝鲜政府对外国访问者的严格限制，芭芭拉主要依靠那些离开了朝鲜的“脱北者”了解情况，她采访了六十多位来自清津的脱北者，她相信针对来自同一地区的人员交谈越多，越容易对一些事情进行互相印证。“我得非常小心，要让他们说实话。有时候人们容易夸大其词，有时候又容易非常粗疏。”

　　此前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芭芭拉提到过一个困难：当她询问脱北者在朝鲜的住房条件时，他们的回答大多是“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大家都住一样的房子”，因为缺乏比较，所以他们难以讲出他们生活的特点，于是芭芭拉就采取一些特殊的沟通方式，比如要求他们用图画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生活，房里都有什么，地板是什么做的，屋顶是什么结构……“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讲述了很多令人着迷的朝鲜生活。”

　　另一些时候，她又不得不警惕某种夸张的描述。“我不觉得这是朝鲜人的问题，和我采访过的其他地区的人相比，朝鲜人更加诚实些。”芭芭拉说，她记得以前读过一个说法，人一天平均要撒7次谎，“有时候他们只是出于礼貌，想要让你高兴，所以告诉你一个夸张的故事。有些日本媒体会为采访付费，所以脱北者有时也愿意把故事讲得更耸动，有些朝鲜人还声称自己参与过核项目等等——对他们而言，如果他们有一个好的故事（从而凸显自己的重要性），能让他们更好地被韩国接受。”

　　美兰和俊相刚开始时，她还没有高中毕业，而俊相已经考入了平壤一所大学。当他们在黑暗里行走时，俊相给她讲大学的同学、朋友，讲宿舍的情况，讲平壤的见闻，讲双子塔的高丽饭店和深达一百英尺、装饰着大吊灯的地铁站。他甚至去外汇商店给美兰买了一个蝴蝶形的镶着一排排水钻的发夹。因为父亲的出身（朝鲜战争期间被俘虏的韩国兵）不好，美兰对自己的前途并不抱什么信心，她对俊相说：“我觉得我活着毫无意义。”

　　一回到平壤，俊相就给美兰写了一封信，“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他鼓励她，“如果你想改变命运，那么你就必须首先要相信自己，通过努力你能梦想成真。”平壤与清津相距大约四百公里，但信件要花上一个月才能到达。相比于黑暗中的面对面，信件是他们更好的一吐衷肠的方式。俊相被爱情俘获，满脑子都是那些经典的爱情场景，虽然他从未看过好莱坞电影。在一封信里他想象着：在美丽的彩霞下，他和美兰跑到一起。

　　芭芭拉这本《无可羡慕：朝鲜人的普通生活》（也有译作“我们最幸福”），讲述了包括俊相和美兰在内6个普通朝鲜人的故事，2010年出版后即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有人开玩笑说，因为她的文本太好，故事性太强，让人反而有点怀疑这本书的真实性——其实，几乎所有非虚构作者多少都会面临这样一个角色冲突：做一个“讲故事的人”，还是一个“历史记录者”？

　　“我想讲述这个爱情故事，不想写得特别政治化、特别沉重，但我也希望人们更多地了解朝鲜社会，”芭芭拉说，“所以我必须平衡，在人性故事与历史中间取得平衡。”

　　在书中，芭芭拉把大段历史背景压缩进主要人物的生活之中，比如，她希望以美兰父亲的视角来写朝鲜战争，但这显然是困难的——美兰父亲已在朝鲜去世了。于是她选择阅读大量美兰父辈所写的战争回忆录，还去了他在韩国的老家，向与他同辈的老人询问当年的生活与征战情况，“对于描述朝鲜战争来说，这当然是极为有限的视角。也许讲述更多的历史会更好，但我感觉，这会破坏掉故事的节奏感。”

　　芭芭拉通过美兰父亲进入朝鲜战争，而她进入朝鲜在1990年代发生的粮食短缺，则主要依靠宋女士。

　　作为一位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宋女士曾对那些越来越明显的恶化迹象选择性失明。而整个国家经济的自由落体运动，却正是以停电为表征开始的。在清津，一开始，苗头很小，几乎注意不到。电灯熄灭那么几秒钟，然后是几分钟，几小时，后来，停电变成整夜整夜的，自来水也停了。接下来，口粮配额也开始慢慢消失，宋女士每15天提着两个塑料袋去食品配给中心领吃的，“当他们把袋子还给她的时候，她都不需要看就已失望至极”。

　　这时国家机器开始宣传“艰难的行军”，平壤的标语牌号召爱国民众“让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而电视台播放了一部纪录片，一个男人据说因为吃太多米饭，把胃撑爆了。

　　在饥荒中宋女士失去了她的婆婆、丈夫和儿子——几乎是所有的亲人，但即便如此，在接受芭芭拉采访时，她仍然觉得自己的生活不是最糟的，至少她从未被送进劳动营，从未被人折磨过。

　　长博，宋女士的丈夫，死前严重浮肿，他对她忆起童年时母亲做的豆腐汤，还有新婚时宋女士为他做的姜葱蒸蟹，他握着妻子的手，眼里闪着泪花：“来，亲爱的，让我们去好一点的馆子，再开一瓶红酒。”丈夫死后，宋女士试图挽救得了肺炎的儿子南玉，但当她发现一支青霉素的价格可以买一公斤玉米后，她选择了玉米。

　　“死神光临的往往是最老实的人，那些从来不偷、不骗、不坑、遵纪守法，不背叛朋友的人。”芭芭拉写道，“正如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在奥斯维辛死里逃生之后，写到自己与那些幸存者在战后却不再想见面，因为他们所有人都做过见不得人，让人不齿的龌龊事情。当宋女士10年后回首那些时日，当她想起清津那时候死的自己认识的人，她仅仅说了句‘老实，善良的人，告诉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听话的人——他们是第一批死的人’。”

　　几乎每一位脱北者都有很强的负罪心理，也因此他们很高兴有人愿意倾听他们，“朝鲜人真的很健谈，特别是朝鲜女人，”芭芭拉说，“对这些遭遇苦难的人来说，你就像一个心理学家，是他们好不容易才遇到的倾诉对象。”

　　宋女士对往事的记忆非常细致，刚刚离开朝鲜暂住中国时，“她每天早晨是被电饭煲的声音叫醒的，她说，这就是我的闹钟，当我听到那标志着饭熟了的‘叮’的一声时，我就下定了决心：再也不回朝鲜了。”芭芭拉说，这本书成功的一个原因，是美兰和宋女士这样的受访者讲述了非常好的故事，“我想编都编不出来。”

　　宋女士的故事后来单独发表在《纽约客》上，这本杂志有着极其严格的事实核查制度，“他们雇了一名讲韩语的事实核查员，向宋女士核对每一处细节。他们居然问到了她在1990年代早期烧的一顿饭……他们问她，你在书里说，1992年时已经没有食用油供应了，但是你又说，1993年你炒了青蛙吃。宋女士回答说，是拿酱油炒的……”“谁会记得这些！要知道那时已经是2010年！我选的采访对象都是非常值得信赖的。”

　　美兰的负罪感来得更加复杂些，她对留在朝鲜的两个姐姐感到愧疚；她对自己的学生感到愧疚——在俊相的鼓励下，她考上了师范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结果却是眼睁睁看着孩子们一个接一个饿倒；她当然还对俊相感到愧疚，她和妈妈、弟弟的出走决定，是在几个星期之内做出的，她根本没有时间去和俊相道别，而事实上，就算有时间，她也很可能不会告诉他这些。尽管两人几乎无话不谈，彼此却从未吐露过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真实想法，“这并不是因为她不信任他，”芭芭拉写道，“而是在朝鲜，再怎么谨慎都不为过。”

　　芭芭拉曾经采访过一位来自朝鲜的工人，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她：“我们朝鲜人不是傻瓜。我们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但我们不会说出来，我的邻居也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但他也不会说出来。我们都知道。”

　　在芭芭拉看来，普通朝鲜人获知真相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从中国流入的大量DVD，“朝鲜人看韩剧，会更注意韩国人的生活，他们有车有房，房子里有冰箱，冰箱里有这么多好吃的……许多人都告诉我，他们如何从DVD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所以，朝鲜是被中国‘腐化’的。”她笑着说。

　　出发前一夜，美兰把俊相这10年来写给她的信都撕得粉碎，她不想任何人，除了她的弟弟和姐姐，知道他们的美好时光，更不想俊相因为自己的出走遭到连累。她只留下了那个镶着水钻的发卡。

　　6年后的2004年，当芭芭拉第一次见到美兰时，她戴的还是那个发卡。此后她们经常见面、聊天，2005年的一天，芭芭拉接到美兰的电话：“他在这里！”

　　原来俊相2004年就到了韩国，为了这次出走，他存了3年的钱，精心考虑了各种可能性，却未曾想到美兰已经结婚。在统一院（韩国为了帮助脱北者融入社会设立的机构）得知这一消息后，他放弃了给美兰打电话的念头，直到一年后在一个聚会被美兰的弟弟撞见。

　　现在他不得不给美兰打电话了。而美兰在听出俊相的声音后，立刻生气地质问他：“你怎么不早点打电话给我？我们可以帮帮你。”

　　“他觉得很傻。”芭芭拉写道，“他在韩国几近一年了，这是挣扎的一年，令人绝望的失落、孤独。他可以有一个朋友，特别是一个了解他，而且熟悉他来自何方的老朋友。虽然觉得自己受到伤害，是一个招呼都不打就被抛弃了的男人，但最终却是他道了歉。”

　　那些刚刚出来的朝鲜人，通常都有着巨大的喜悦，“joie de vivre（生活的乐趣）”，前年10月，芭芭拉在丹东见到一位刚刚抵达中国的朝鲜女孩，“她说，她每咬一口苹果，都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些人是如此纯真，就好像昨天才刚刚出生。”

　　宋女士离开朝鲜9年了，一直保持着这种享受生活的状态，“她把自己获得每一样东西都视作一种恩惠，并为此感激万分。”而更多脱北者会经历3个心理阶段，先是非常开心，然后为没能离开的家人感到难过和罪责，再之后会感到愤怒，为他们已经失掉的生活，“你过了那么多年糟糕的日子，你本来早就可以吃上苹果的。”很多人难以融入韩国社会，一些人重新陷入绝望，甚至有人自杀，但也有人慢慢地找回自己。

　　美兰和俊相约在首尔东部的一个地铁站见面。多年来他就期待着他们的重逢，他甚至还在幻想着那些好莱坞式的场景，男女主角向彼此跑去……结果却是有人在背后喊了他的名字，他转过头去，看到美兰坐在方向盘后，一边摇下车窗一边对他说：“你等了很久吗？”

　　和在朝鲜时相比，两人的社会关系完全颠倒了，美兰现在属于一个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而俊相不得不从骑车送货这样的底层工作干起——他在朝鲜学到的科技知识已经过时了。

　　当两人面对面坐下时，都不免有些尴尬。谈起美兰的不辞而别，俊相仍然生气，美兰为自己辩解说，她并不确信自己从此一去不回，她反问他：“如果你计划来韩国，为什么不早点来？”然后她哭了起来。俊相答不上来。一切都太晚了。

　　此后两人还见过几次面，几乎每次芭芭拉都在场，“好像有我的时候，他们两人不会觉得尴尬。”他们开始互相抱怨，俊相觉得美兰不如以前漂亮了，而美兰则说，现在她很难理解为什么花了这么多年迷恋这个家伙。

　　如今他们可以很方便地给彼此发短信或者打电话，却很少这样做了。俊相后来通过资格考试，成了一名药剂师，大概在两年前，他认识了一位同样来自朝鲜的女医生，2011年10月，两人结婚了。芭芭拉受邀参加了婚礼。嘉宾里没有美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