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民间志愿者：“红袖标”传奇

　　在位于天安门南侧的大栅栏地区，92岁的丁慧英是有名的老“红袖标”。她参加巡逻接近60年，几年前，为了阻止年岁已高的她继续上街值班，居委会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没收“红袖标”。

　　对丁慧英来说，戴上“红袖标”站岗，是“响应国家号召”，是她“为毛主席、为国家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在堆满杂物的小平房里，她曾经专门找了个纸盒子，盛放“红袖标”。

　　最近，她在《老年日报》上看到全国“两会”即将开幕的消息，又开始念叨着“要是能再出去站站岗多好”。熟悉她的老街坊称，同样的场景，在去年中共“十八大”前夕也上演过。不过，她已经没有精力实现这个愿望：99岁的老伴生活不能自理，离不开人了。

　　“老丁就喜欢巡逻站岗，以前值班时，从来不迟到早退”，社区老主任冯宝兰一提起她，就赞不绝口。

　　丁慧英还记得组织最初“召唤”她的那一幕。上世纪50年代，居委会干部来到她家门口，邀请她参加值班巡逻，她一口就应了下来，“说明组织信任我”。根据安排，她在重大节日或重要活动举办时，去院门口和胡同口值班，定时上岗，两个小时一换，居委会干部会巡逻查岗。

　　这名只有小学文化的家庭妇女，严格按照居委会干部嘱咐的要点值班，“看着毛拉吧唧的，八成就不是正常人，得盯紧点，好跟居委会打报告”，见到生人进院子，她也总上前问几句：“哪来的？找谁？”

　　然而，值班60年，丁慧英没有抓到过间谍、特务，甚至连小偷也没有发现过。尽管如此，每次值班她都舍不得“下班”。有时候碰到下雪，查岗的居委会干部骑着自行车过来，招呼丁慧英回家去，“丁师傅，下雪了，回去吧！”她总是当面应下，“好，这就走！”还装出慢悠悠挪动脚步朝家走的样子。但居委会干部一离开，她马上又溜回原处，警惕地盯着巷口经过的每个人。

　　回忆起这段“躲猫猫”的故事，这位92岁的老太太忍不住咧开嘴，略显得意地笑，露出孤零零一颗发黄的牙齿。

　　丁慧英值班从不问福利报酬。事实上，北京多数“红袖标”并没有收入，只是在逢年过节时，可以在居委会领些塑料盆、洗衣粉之类的日用品。不过，这些小物件让丁慧英感受到政府对自己工作的重视程度，“国家没有亏待过咱们”，她一直心存感激。

　　让丁慧英念念不忘的，还有查夜后的油饼。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有的“福利”，那几年，每到入夜，治保队伍会就挨着院子巡逻，检查异常情况，看到门没锁的、自行车没收的，也顺带提醒，一忙就到晚上12点多。查夜结束时，每名积极分子能领到两块油饼。

　　“别提多香了！”丁慧英一家五口，全靠丈夫工资度日，平日里很少吃油饼。每次查夜回家刚推开门，她总能撞上儿子们期待的眼神：“妈，你们发油饼吗？”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喜欢“红袖标”。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红袖标”俨然成为胡同里最大的管事机构：邻居家孩子吵架要管、有人欠缴卫生费要管，就连谁家有海外亲戚归来，积极分子保准也会在门外上岗，一直蹲守到探访亲戚离开为止。有网友在回述历史时，用了“无孔不入”这个词来形容他们。

　　爱调侃的北京人给他们起了个形象的绰号：小脚侦缉队。这支队伍以老人和家庭妇女为主，老人们的解放脚（包过小脚后又放开）成为被嘲讽的“标志”。他们在当时最著名的职责就是上街剪掉时髦青年身上的喇叭裤。

　　这个名字还登上了199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在宋丹丹和黄宏出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的结尾，两人听到小脚侦缉队过来的消息，吓得慌乱逃窜，一边还高喊着经典台词：“他爹，撤！”“你先撤，我掩护！”

　　70岁的张秀华很喜欢这出小品，电视台每播必看，每次看到结尾，她总忍不住笑出来。这让她想起20年前的场景——“小脚队来了！”每次她戴着红袖标走出院门，原本聚在墙角玩耍的顽皮孩子们就会高喊着一哄而散。

　　工人出身的张秀华1993年退休，在西城区西海北社区当治保委员，专门负责“红袖标”工作。“街道对这项工作很重视”，她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治保积极分子队伍增长迅速，街道一度下发通知，要求各社区治保积极分子达到辖区总人口数的10%，为凑够人数，张秀华不得不把居委会干部的名字全部加上。

　　这些“红袖标”需要协助居委会，处理很多日常琐事，“上头有什么指示，就把积极分子叫来开个会，他们再回去传达”，张秀华称，“红袖标”继续发挥着“眼线”作用，不过，他们监督举报的不再是间谍、特务，而是超生人员、养狗人家和邪教人员等。

　　举报往往会成为邻里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张秀华曾经举报过院里一名信邪教的老邻居，没几天就被找上门来质问。张秀华坦然承认，“国家有要求，不能不报”，对方开始破口大骂，此后，两家再没说过话。

　　“我们两家以前住过一个地震棚，关系很不错”，后来，张秀华和老邻居都搬家了，“听说他搬家时还在打听我住哪儿”，稍微停顿了一会儿，她马上补充，“是不怀好意的那种打听”。

　　如今，“红袖标”基本不需要再扮演“举报者”这样的“恶人”角色，但赶上重大活动时，他们还要蹲守辖区的“重点人员”。张秀华回忆，每年赶上一些特定的敏感时期，他们会参加民警、居委会干部等组成的蹲守队伍，在“重点人员”家门口值班，“盯着他出门回家的时间，注意有没有一起出入的人”。

　　“红袖标”的功能弱化，也一度让张秀华觉得很失落。“现在说话不管用了”，这名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很怀念上世纪九十年代胡同里简单的生活环境，“那会儿住的人少，好管，毕竟是住在天子脚下，懂规矩”，碰到私自盖小厨房搭煤棚的，她戴上“红袖标”过去，“说一声就管事”。

　　但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老街坊陆续搬离，胡同里租房的外地人越来越多，人杂事多，“管不过来了”，她叹着气，如今值班碰到打听事情的租户，她一般都建议对方去找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就连最基础的防盗工作，也变得复杂起来。“外地人多，来找的朋友和老乡也多，咱不好判断是不是坏人”。

　　1953年，北京人口200余万，戴红袖标的治保积极分子5万余人；2013年，北京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实名注册的“红袖标”治安志愿者突破80万。

　　在这些日益庞大的数字后面，是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的北京城。数十年间，平房和胡同成片消失，高楼林立，外地人口涌入，越来越多的人搬进楼房，关起门来过日子。时间久到足够发展规范专业的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用以处理原先“红袖标”的职责。

　　“红袖标”们发现，自己能够发挥的作用，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平时没那么忙了，不过，赶上重大活动和节假日，部分特定地区的“红袖标”更加忙了，一年比一年多的游客让他们俨然成为专业指路者。

　　这种感觉在2008年尤为明显。“一天给几百人指路，晚上回家时，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冯宝兰也是大栅栏地区的“红袖标”，2008年奥运会期间，她在地铁2号线和平门站附近值班，每天站12个小时，不断有人过来询问公交路线，她只能随身带着泡了胖大海的茶水。

　　家住北三环77岁的童先生也参与了当年的值班，有两项跑步比赛途径社区，酷日当头，这名前公司老总站在马路边，组织群众鼓掌，维持观众秩序，“我是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了，一辈子都在为党和国家工作，这都是应该的”。

　　当时87岁的丁慧英没能赶上奥运值班，她翻遍了家中的纸盒，没有找到一个“红袖标”——两年前，耐不住犯瘾，她总自己戴着“红袖标”在胡同口值班，被居委会干部发现。担心她身体不适出意外，干部们收走了她所有的“红袖标”。

　　眼馋“红袖标”，趁着老伴睡觉，她搬着马扎在胡同口坐过几次，但没有红袖标，值班的感觉与以往大不相同，加上街坊邻居反复劝说，她只能悻悻回家。

　　“很多老人对值班很执着”，朝阳区一名社区居委会主任苏先生称，去年“十八大”前，社区有名80多岁的老先生没有被安排值班，急得跑到社区居委会来问“怎么没我值班了”，耐不住他反复恳请，社区最后只能安排他值一天班。

　　但这样的人正在逐步减少。苏先生称，如今社区退休人员有了更多自己的生活：帮儿女带孩子、出门旅游等等，真正对值班有热情的志愿者，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有志愿者则把值班当做“兼职”，开始关注这份工作的待遇。去年“十八大”期间，东城区的“红袖标”都领到一件棉质冲锋衣，而朝阳区很多志愿者只能穿自己的衣服上岗，“很多人来问我，都没法答”，这名掌管社区十余年的老主任感慨，老“红袖标”正在随着历史一起消失，而新时期的“红袖标”，需要更加适应时代的激励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