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朝多年中国医生：揭秘你所不知道的朝鲜

　　今年4月，门户网站的头条新闻位置，朝鲜牢牢占据一席之地，风头经久不衰。然而和那些担心战事爆发的网民不同，老何对此很淡定。

　　因为已有朝鲜官员私下和他打招呼，“打不起来。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

　　这也和老何的预判相同，“在中朝边境的人都知道，每年春天是朝鲜最缺粮的时候，也是朝鲜嚷得最欢的时候。只是今年嚷得过度了”。

　　老何和朝鲜结缘于上世纪90年代。当年，他作为国际机构的工作人员，因为一个医疗合作项目，首赴朝鲜。

　　朝鲜给他的第一印象便是机场的金日成画像。画像有两米多高，矗立于航站楼上方，俯瞰着跑道。

　　彼时，朝鲜正处于历史上最困难的“苦难行军”阶段。老何特意带了70多公斤行李，里面装满了罐头、火腿肠、香肠、方便面。

　　抵达当天正值朝鲜传统的祭祖节日，从机场到平壤市中心有三十多公里，路两侧挨挨挤挤走着农村居民，男人大多穿着金正日式茄克；女人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人人瘦骨嶙峋，大多脸色黑黄。

　　下午三点多，老何一行进入了平壤市区。市区内有很多行路的人，目不斜视，步伐极快。后来老何才知道，走路是他们主要的出行方式。朝鲜首都街道两旁没有商店，只有一片低矮的灰色建筑，外表饱经风雨侵蚀。

　　“一看这个国家就和正常国家不一样。”

　　突然，老何看到一个黑魆魆的巨大建筑高高地浮现在平壤上空——金字塔形，水泥和钢筋裸露在外，顶端还有一架大起重车。

　　“这是什么？”他问。

　　“It’s a shame of our country（这是我们国家的耻辱）。”沉默了一刻，翻译说。

　　那是柳京饭店。它开工于1987年，5年后成为朝鲜最大的烂尾楼。

　　随后，老何被送到了平壤万寿台，向23米高的金日成铜像献花。这是外国人来朝鲜的一个规定动作。据说在平壤，太阳升起后的第一缕阳光，会首先照到这尊铜像上。

　　入夜时分，平壤一片漆黑。老何入住的宾馆因为是涉外酒店，和市区内的领袖铜像、领袖画像一起，幸运地成了平壤市区仅有的几点亮光。

　　但很快，老何体会到了什么是停电。一天，他被朝鲜卫生部高级官员陪同下乡，入住朝鲜东部的一个最高档的宾馆。就着蜡烛吃完晚饭，一出门，他发现，“麻烦了”。周围是纯粹的黑色，没有光源，找不到房间。

　　在当地人娴熟的带领下，老何最终进了房间，坐在床上，他发觉自己无法行动——什么也看不见。

　　不明就里的他问陪同官员，为什么停电。“这阵子没电，正好赶上了。”对方答。

　　然而后来他才知道，这是常态。

　　“他们爱面子，只想把正面的东西显示给你。负面的，他们想法设法掩饰。”老何说。

　　外来者很难进入朝鲜普通人的生活。朝鲜政府规定：不准和外国人谈话。老百姓严格遵守这一条，并对外国人保持高度警惕。

　　一次老何在平壤街头拍摄国外援助设备，被后面大楼里的老太太看见，直接找了过来，幸好翻译解释才化解。

　　以往，只有俄罗斯的塔斯社和中国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在朝鲜驻有记者。后来中央电视台也来到平壤。在有重大活动举行，CNN等媒体也会去拍摄。但媒体与朝鲜民众没有太多接触，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住在使馆区，采访要先申请。而驻朝鲜的外国使团，外出活动也要经朝鲜政府批准。

　　老何说，朝鲜的通信系统“内”“外”有别。固定电话和手机有两个系统，外国人一个，朝鲜百姓一个，两个系统之间无法连接。因此，你无法通过“外国人”系统的手机或电话，联系到朝鲜官员或居民。

　　迄今为止，整个平壤只有一个传真号——3814416，所有国外传真都必须发到这里，然后通知收件方自取。

　　朝鲜的政府机关如卫生部等，一个大单位只有一个电子邮件。“政治上可靠的人”才有权查看、回复。

　　“他们用原始的方式控制信息，把朝鲜和外国隔绝开。”老何说。

　　因为工作原因，老何逐渐看到一些外界不知道的朝鲜。

　　在乡间，老何参观过很多农场的卫生院（相当于中国的乡卫生院）。卫生院有5到10间屋子，医务人员一般在5到20人不等。每名医生负责100-200户家庭，上午门诊，下午家访。

　　这一套体系让老何大吃一惊：“在初期卫生保健这部分，朝鲜做得非常好。”在他印象中，这套制度中国也有过，在80年代末不复存在。

　　“在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中，朝鲜的医疗卫生框架是搭建得最好的。只是它的经济运转不了这个系统。”老何评价。

　　系统中的基础问题令人咋舌。朝鲜地方医院没有药，没有包括注射器在内的设备。卫生院只有三黄片之类药片、药丸，没有西药。

　　老何发现，在朝鲜农村，大部分人长期慢性营养不良。儿童发育比正常孩子迟缓两三年，个头也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当时的数据显示，40%的朝鲜儿童营养不良，其中相当部分严重营养不良。

　　“‘严重营养不良’，就意味着依靠正常的食物和营养品补给，已经活不下来了。”老何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此专门进口了高能量牛奶，供给这些儿童。

　　缺少食物是这个国度的严重问题。朝鲜主要种植物是水稻和玉米，产量不高。劳作基本靠人工，牛车的很多车轮都是木制的，有一人高。 农场劳动时，有人干活儿，有人在旁边插着红旗，唱歌跳舞鼓劲。干活的人和鼓劲的人各一半。

　　“农场什么都是平等的，干不干一个样，所以没人干。”老何说。

　　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粮食不足。老何看见，城里常有老太老头拎着塑料袋，在路边草丛挖野菜。

　　领袖的痕迹在这个国家无处不在。一次在田里，老何发现朝鲜的玉米种植密度非常高。这会导致玉米秆矮，玉米棒小。

　　“为什么这么密？”老何问。

　　“伟大领袖指示我们种成这样。”当地陪同人员说。

　　另一次，老何听说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11到12月给朝鲜孩子服用疫苗。因为那时温度低，疫苗易保存。但朝鲜卫生部坚决不肯，双方发生了激烈争论。

　　“你要知道我们的政治安排。”朝方说——10月20日，金日成专门为朝鲜的预防医学写过指示。这一天成了朝鲜的民族免疫日。

　　“一定要在伟大领袖指示这一天开始服。”朝方表示。

　　在朝鲜多年，老何也发现了这个国家许多值得称道之处。

　　在朝鲜，住房不成问题。乡下好一点的地方是两三层小楼，里面有简单陈设。条件差的，一家有三间房，都由政府出钱修建。

　　在平壤，1980年代中期，政府兴建了一些二三十层的高层建筑。只是这些高楼都没电梯。曾有中国企业去讨债，从1楼爬上26楼，回来告诉老何：“实在爬不动，再也不去了。”

　　高楼的供水也存在问题，老何曾见有人在十几层楼上装了一个滑轮，每天从阳台吊桶下来取水。然而，朝鲜对住房供应方面的福利仍然值得羡慕。

　　4年前，朝鲜国家领导人之一——张成泽，要负责在平壤新建10万套住房。这一工程耗资巨大，老何不相信可以完成。

　　“没钱怎么办？”他问一个朝鲜官员。

　　“卖矿。”对方说。

　　“到时如果又收回来，怎么办？”老何明白，中国企业有过前车之鉴。

　　对方答，这一次不一样——“伟大领袖说了，一定要办！”

　　2012年，这10万套住房果然盖了起来，分配给官员和百姓。

　　朝鲜的社会治安情况良好，对外国人不会偷盗。一次老何在手提箱中搁了6000美元，箱子放在酒店桌上，没锁，回来后纹丝未动。

　　社会道德方面，因为政府坚决反对，色情业在朝鲜“几乎没有，至少在表面上没有”。人与人交往彬彬有礼，开车经过村庄，放学的小学生会立在路边鞠躬。

　　“不是因为你是外国人，只因为你是长辈。”老何很感动。

　　在保护本民族文化方面，朝鲜做得也不错。每个朝鲜妇女都有一套自己的民族服装，节日会穿上。朝鲜政府还非常重视传统医药。

　　至于官员用公款大吃大喝的现象，在朝鲜绝不可能，“即使有，也是官员自己掏钱。”去朝鲜前，老何的同事猜测，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宴请不用掏钱。但老何去之后，只接受了一次正式宴请，在一般的酒店，没有高档酒、名贵菜肴。此后，他都是自掏腰包吃饭。

　　而今，朝鲜的开放度相比二十年前已有了很大进步。平壤机场的进出流程基本和国际接轨。过去游客不允许随便拍照，随着外国人越来越多，陪同对一些不大敏感的地方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电力供应大为改善，平壤夜晚现在灯火通明。街上出现了出租车，商店商品比以前明显增加。

　　几年前开始，朝鲜政府允许地方农场收获粮食一半交国家，一半自己分配。看上去，这是一种变相的“承包”。农场效率低下的劳动大组，分成了小组。敲锣打鼓的少了，大部分人都去干活。

　　乡间小道上，骑自行车的人多了，车后驮着箱子或口袋，一看就是到集市上做买卖的模样。田间地头还出现了鸡鸭羊鹅——这在以前是不允许的。

　　城市居民也开始做小生意。平壤统一大街有一个对外国人开放的市场，都是小摊位，卖蔬菜水果、肉禽类、小家电、服装……很多由中国进口。有的朝鲜家庭丈夫上班，妇女专职做生意。

　　此外，政府现在允许私人缴纳一定费用，挂靠一个单位，经营饭馆、商店。一些人还以朝鲜部委或某单位的名义到北京做生意，一个月交给挂靠单位600欧元（朝鲜在一段时间内宣布不用美元）。 “他们很多小生意都做，连一篮子一书包水果都要提回去，一分钱都要赚。”老何说。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中国文化在朝鲜随处可见。平壤的卡拉OK里，大部分歌曲是中国歌曲。朝鲜老百姓喜欢中国的传统革命歌曲，如《洪湖水浪打浪》，以及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甜蜜蜜》。中国的电影和四大名著电视剧，都在朝鲜电视台放过。

　　2011年，金正日逝世，朝鲜迎来变化的节点。

　　金正恩上台后，因官员频繁考察、派遣海外劳工等新闻，世界推测朝鲜会走向“改革开放”。但核试验的消息传出，让人们大跌眼镜，朝鲜这个神秘的国家显得更加难以捉摸。

　　“实际上，朝鲜从金正日时代就开始一步一步在改。但是在经济这么困难的一个国家，在一切都以军队为先的情况下，在朝鲜半岛的复杂局势下，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对他们都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情，所以他们特别小心谨慎。”老何说。

　　实际接触中，老何发现朝鲜官员对改革开放心情复杂。“过去他们觉得我们不如他们——在卫生、教育水平、医疗水平上，确实如此。改革开放几十年后，我们在哪方面都比他们强了。”

　　在一个卫生院，老何曾和朝方女翻译聊起开放的负面影响，“好比这个房间，我们憋上一天，肯定要憋死，只能开个窗户通通气。但是同时，苍蝇也飞进来了。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宁可憋死，也不让苍蝇进来。”女翻译正色道。

　　“不过，大部分受过教育的官员，觉得还是应该学习中国。”老何说。“他们也在学习，但是嘴上不说。因为过去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是金正日、金日成制定的，现在不能把过去否定了。”

　　老何认为，金正恩上台后想发展经济。而金正恩的姑父张成泽是公认的“改革派”，从2003年以来一直帮助金正日改革，现在也支持金正恩。“但任何一个变化都会引起人们思想的混乱，使政权不稳。需要制造一些紧张的气氛，凝聚人心。”

　　核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老何分析认为，朝鲜此举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吸引国际眼球，增加谈判筹码；二是军队对当前“改革”不满，强势回头。

　　实际上，过去的几次核试验，老何所在机构都受到影响——在朝国际机构是从发达国家筹集资金，朝鲜一折腾，它们就没了钱。“朝鲜卫生部的官员也知道，但也没有办法。”

　　不过，与朝鲜结缘20多年的老何并不担忧，他说，一切总归会慢慢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