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州老太：敲诈罗生门

74岁，蒋光容成了“恶人”。

她刚刚搬到达州的儿子家里未满一年，城市生活仍仿佛是“真空”。此前的几十年里，她生活在渠县农村，耕地，担粪，种粮……直到去年夏天，老伴去世，她孤身一人。

儿子龚发安在春节把她接进城里。龚发安做装修工，妻子擦皮鞋，全家月收入过万——在当地也算富足。

对于蒋光容来说，城市的日子却并不如意，她没有朋友，没有故人，邻里也极少往来。蒋光容家楼下的临街住户，想不起来有这样一个新来的老太太。

如今局面更加糟糕。她们这个外来户，开始成为邻居眼中的“讹诈者”。儿子涉嫌敲诈勒索而被警方拘留后，家人开始担心如何在达州生活下去。他们没有支持者，只能不断诉说“冤屈”。

蒋光容家的小区位于达州老城区，老楼房的破旧墙皮裸露着水泥。沿着狭窄的街道往西走约50米，是另外一个小区——里面住着9岁的江小华和外公外婆。

即使久居于此，普通人家的生活也并不容易。江小华的母亲在广州打工，父亲则在达州开车帮人送快递——一天挣七八十元。江小华下学后，常常是和朋友小文、小鹏一起玩。

2013年6月15日那个炎热的下午，老人和三个孩子在正南花园相遇。

夹着准备扔的旧衣服，蒋光容从南向北走上一个小坡。三个孩子正在上面的水泥坝上玩耍。这条路上蒋光容摔倒了，一场罗生门就此展开。

按照蒋光容的说法，三个孩子从侧面一下子冲出来，撞到自己右腰处。被撞翻的那一瞬间，她感觉“就是痛，脚都木了”。情急之下，她抓住了江小华，另外两个孩子跑开了。“不是我一个人哦，老婆婆。”她听见江小华这样说。

小区里没人相信蒋光容。小区居民张巧巧和陈晓萍自称目睹了此事，她们坚称老太太撒了谎。按照她们和孩子们的说法：蒋光容摔倒后，要五六米外的三个小孩子去扶。江小华走得快些，就先去扶。

张巧巧说，自己一开始就看到了老太太摔倒。她以为老人是犯了头晕，但她没有去扶——电视看得多，她知道有很多老太婆会碰瓷。这个社会哪还容易相信别人？成年人的第一反应：警惕。

目击的成年人不下十个，没一个人出手。9岁的江小华不假思索地把蒋光容拉起。但老人没有起来，张巧巧以为小华拉不动，犹豫了一下，也过去伸出了援手。蒋老太告诉她：“他把我推倒了，要赔150元钱。”

这一句话引起了张巧巧的警惕。那一瞬间，这个老太和她在电视上看到的讹诈老太形象迅速重合。人们围了起来，“她是新来的”，人群里有人说。

陈晓萍想要掰开蒋光容抓着小华的手。但老太太力气大，掰不开。江小华的父亲也在这时闻讯赶来，给了孩子一巴掌。人群沸腾：“你孩子是在做好事！”

那一天，蒋光容被送到了小区门口的小诊所。愤怒的居民把诊所堵得水泄不通，蒋光容坐着靠在墙上，耳边全是人们的咒骂：“大骗子！”

蒋光容后来说：那一刻，她心里很难受。

虽然没有证据，蒋光容还是人们视为众多“讹诈者”中的一个，人们说她“丢了达州人的脸”。

电视台来采访的那一天，人群中有人听到，一个不知来自哪里的中年男人说了一句：这个老太婆在超市门口坑过自己500多块钱。

这一来源不明的严重指控，在邻里间仿佛一颗烟雾弹炸开。谣言在附近居民中弥漫。蒋光容的“讹诈专业户”形象开始被人们描绘得栩栩如生——有人信誓旦旦地说那次讹诈在附近的新世纪百货，也有人说是在家家福。

每个人都言之凿凿，却没有人亲眼所见。两家超市的服务员没人记得有这样的事情。一个超市的工作人员说，她听到过类似的故事，但她坚信事件发生在另一个超市。

另一则信息更加深了人们对于蒋家的猜忌。11月16日, 蒋光容的家人背着老人敲开了江小华的家门，“不赔医疗费,把老太太养到能下地走路就行”。江家不得不照顾了老人一晚，第二天再把她背回到蒋家楼下。

最终，江小华的父亲以敲诈勒索为名报了警。同一天，蒋光容上了报纸。

面对突如其来的舆论漩涡，蒋家人显得不知所措。在最早将事件公之于众的一篇报道里。记者致电蒋光容的儿媳，儿媳居然承认婆婆是在家洗澡摔倒。这给了蒋家致命的打击，也让媒体给蒋光容定了性——为老不尊的讹诈者。网络上有人评论道：不是老人坏了，而是坏人老了。

蒋家人事后称，“洗澡摔倒”的说法是被人“设局陷害”。按他们说法，在家洗澡跌倒是江小华父亲的主意——因为只有说自己摔倒才能报医药费。

舆论的争议中，警方最终将事件定性为“敲诈勒索”，给予了蒋光容和儿子龚发安行政拘留、罚款等处罚，但由于蒋光荣已年过七旬，行政拘留依法不予执行。一边倒谴责的人们没再能留意到：警方同时也认定，蒋老太的伤情确实是事发当天形成。

儿子被进拘留所，年过七旬的蒋光容开始面对记者不断重复着一个字：“冤。”

她牢牢握着记者的手，把脸猛然扎进记者怀里，说到激动处则突然起身跪下，发出农村女人在葬礼上特有的说唱式哀嚎。她不断发着毒誓：“如果骗人，全家死绝”。

“群众完全是冤枉我。我好怄气啊！”她和家人认为，证人住在孩子家旁，有偏袒和串通之嫌。而她们，只是个外来户。

她看着记者的眼睛，拍打记者手背，尝试获得信任：“你看我是那种人吗？”儿媳则指着1万多元购买的按摩器，证明自家并不缺钱。

只是蒋家人始终没能找到足够证据为老人正名。并不信任他们的媒体评价蒋光容“死不认账”；也有媒体起了调侃的标题——《讹人老太每次受访均下跪喊冤》。

人们不肯罢休。老人的家里，一位央视记者反复核对着每个细节：孩子是怎么撞过来的？三个孩子怎么同时撞到你？孩子跟你差不多高……“老人这么大年纪，怎么记得起来？”蒋光容的孙子事后试图为老人解围。

央视记者显然不想停止追问：“如果你自己孙子遇到类似情况，自己作何感受？”被媒体穷追猛打了几天的蒋光容终于脱口而出：“我不会让他帮助别人。”

听到这话，屋里另一家媒体的记者突然一愣，他明白这问题其实是一个套：“估计她当时已经昏掉了。”

即使没有蒋光容，不信任也早已开始在这座城市的人与人之间蔓延。

痛恨蒋光容的围观者中，很多人有过被碰瓷的经历。李梅就是其中的一个。“达州做业务的特别多。”她解释，达州人形象地将“碰瓷”称为“做业务”。

达州火车站岗亭执勤的一位民警仍然记得：曾经，达州火车站前活跃着一群职业碰瓷者。有人假装被撞、被踩，要求赔偿；有人挑着水果担子，以被撞为由向顾客强卖。

这些人在火车站对面的高楼上轮流放哨，观察警察动静。2011年火车站联合城管、警设立联合执法岗。碰瓷者一部分金盆洗手，一部分转移到市区。

1999年升级为地级市的达州，人口众多，GPD却在全省排名只能排倒数第五。多年来，达州人有着出外打工的传统。福州至达州有一班火车，乘客多为打工返乡者——老实又有钱，是理想的碰瓷对象。

李梅自己就曾在外地打工回乡时被几个女人盯上。一个女人咬定她的行李撞到了自己的脚，要赔钱。她最终借故逃脱。

她的父亲则在路上被一个中年男人“碰瓷”。“去医院检查吧，伤是真的，你怎么说得清？”父亲最后自认倒霉，赔钱了事。

李梅开始尝试去理解那些碰瓷者：“是生活所迫。进医院太贵了。”她自己生病，也是在附近小诊所解决。那些伤员去不起大医院，才会找一个人垫背。她理解他们无路可走。

住在出事小区的张道国也看到蒋光容抓着孩子的一幕。在他的观念里，如今很多人连小孩也不敢去扶。

他开了一家理发店。几年前，他目睹理发店对面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从一人多高的架子上跌落。周围的人们“都怕被赖”看着不动，最后是他去扶。几年前，他还目睹过一起事故：一个爬黄桷树的孩子不慎跌落，当场昏迷。没人敢去扶，没人敢去摸，直到家长闻讯而来。几天后，孩子死了。

“人心坏了。”张道国叹了口气，讲起自己去买理发剪，被人借机把真钞换成假钞。这一切，都开始让他开始怀念往日达州的淳朴民风。

“我们现在都怕。”居民们异口同声。

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终于开始演变为彼此的提防。事件发生后，蒋家人表示将对警方的处理提起行政复议。三个孩子的家人则每天安排人接送孩子上学。家人说，他们害怕蒋家报复。

事件发酵中的11月21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两名汕头高中生扶摔倒老人，反被赖上的新闻。人们又开始谈起此前媒体聚焦下的那些山东“彭宇案”、天津“彭宇案”……——在过去，每一次类似的事件都被人们打上南京彭宇案的标签，每一次人们都开始陷入又一场关于信任的讨论。

舆论的漩涡中，同样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一则信息是：2012年，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南京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称，舆论和公众认知的“彭宇案”并非事实真相，“彭宇最近表示确与64岁的退休职工徐寿兰碰撞”。

一种特殊的氛围，正开始改变这座城市的行为方式。在达州，有人给孩子打电话叮嘱“好事莫去做”；有人告诉孩子“看见老人要绕行”……有人说：“达州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要想做好事，先看看自己家里有没有钱。”

当事人小文的父亲记得：几天前，自己同学的一位长辈在公园中不慎跌倒。老人在寒冬冰冷的地上躺了半个多小时，没人去管。一个小孩子想扶，被家长喝止。

似乎只有学校仍在试图改变人们的观念。11月25日星期一的升旗仪式上，面对全校3600多位师生，学校领导发言倡导向小文学习。 学校还专门让所有班级开展了一次主题班会大讨论：“再遇到老婆婆摔倒的情况，我们还会不会去帮？”

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对立，让小文的班主任开始担心，这会给孩子的成长造成困扰。

11月27日晚上，事发地点不远处，几个女人仍谈论着几个月前的这起事件。

“要用手机先横再竖全方位拍摄，然后再拉。”有人说。

“打120。”有人说。

“如果在农村呢？120来了，人都死了。”

沉默。人们匆匆转换了话题。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