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案亲历者闫峰：如果能重来

1996年4月9日，呼和浩特天气不错，我和呼格吉勒图在厂里，当天班次是下午3点半到晚上12点的中班。一年前，我和呼格吉勒图同一批进入呼和浩特市卷烟厂，做卡烟工人。

晚上8点多的呼市，挺冷，结束了半天的工作，我们穿着蓝色牛仔工作服，一块去小饭馆，点了个热气腾腾的砂锅。一人喝了一个二两酒的口杯，花了20多元钱。

那时，我俩认识已经一年多了，关系特别好。吃完饭，我让呼格吉勒图去买两块泡泡糖遮遮酒气，我先回厂子。没过多久，呼格吉勒图回来了，扔下两块泡泡糖，走向了自己的机床，一言不发。

几分钟后，呼格吉勒图又折回到我的机床说，“跟我出去一趟。”

“咋了？”“出事了。”“出啥事了？”“别问了，走吧。”

我没多想，就跟着他走出工厂，一直到毛纺厂的女厕所附近。呼格吉勒图说，刚才回家取钥匙，路过女厕所，听见有人喊里面出事了。

我比较内向，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告诉呼格吉勒图，“天这么黑，厕所也没灯，巷子也黑，咱俩就别进女厕所了。”

正当我们商量的时候，有两位老太太进了女厕所，没过多久，俩老太太就出来了。

我告诉呼格吉勒图，她俩什么事都没有，肯定里面没事儿。呼格吉勒图说肯定有事儿，非要让我跟他去看看。

走到女厕所门口，我喊了俩嗓子，听见没动静，就拿出一个打火机照了一下，结果看见一个露着下半身的女尸。

我俩吓得掉头就跑，发现尸体时呼格吉勒图站我身后，跑的时候在我前面。

跑到治安岗亭，呼格吉勒图说要报案，我说，“快别报了，咱们回吧。”呼格吉勒图坚持进了治安岗亭，拉着警察走向女厕所。

当时治安岗亭附近也有挺多人，我看到那俩老太太也去报案了。呼格吉勒图就让我回厂帮他请个假，我就回车间了。

把情况向烟厂领导汇报后，我回到了车床和同事聊这个事儿。大概10点多，呼和浩特新城公安分局来了一名警察，就把我带走了。

上了警车后发现，呼格吉勒图也在里面。我当时很紧张，呼格吉勒图安慰我说没事儿，我当时啥话也没说。

当时我就觉得，“怎么摊上这么个事了，挺麻烦的。”

到了新城分局后，我们就被分别带进相邻的审讯室。警察开始问我事发经过，。一名警察问完后，又来了一名警察，详详细细地再问了一遍。最后同一问题，大概问了10来遍。

警察给我递了一根烟，虽然我口袋里装着烟，但我当时害怕得一动不动，更别提掏烟了。他问我看没看过黄色录像带，我回答说没看过。当时太害怕了，就算我看过，我也会说没看过。

问到晚上12点多的时候，隔壁审讯室突然传来桌椅剧烈挪动的声音，伴随着呼格吉勒图痛苦的呻吟声。桌椅动一下，他就喊一声，断断续续的。

我隐隐觉得呼肯定挨打了，心里吓得蹦蹦直跳，脑子都要炸了，头发也立起来了。

半夜2点多钟的时候，警察把我安排到另一个屋子睡觉。我睡在沙发上，披着军大衣，脑子里全是呼格吉勒图的呻吟声。

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一名警察带着我，去找他的领导询问我的处理结果。

开门的一瞬间，我看见呼格吉勒图蹲在审讯室的暖气管前，双手伸到背后铐住，头上戴着没有面罩的摩托车头盔，脸色发黑。我经过的时候，呼格吉勒图用力抬头看了我一眼，我由于害怕，避开了他的眼神。

请示领导之后，警察告诉我说先回去，以后随叫随到。

我从新城分局出来后，直接就去了呼格吉勒图家，把这件事跟他母亲说了一遍。头天呼家就得到消息了，我去主要是跟他家人说下，当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告诉他们呼格吉勒图挨打了，第二天拷起来了。

她妈听完焦虑得不行，念叨着“你管这些闲事儿干啥，你看把自己害的”。

在那之后没多久，这事见报了。（1996年4月20日，《呼和浩特晚报》刊登了《四?九女尸案侦破记》大篇幅报道，文章详细讲述了事情的始末，称呼就是真正凶手）。

整个卷烟厂都轰动了。当时我的亲戚都在卷烟厂的领导部门工作，见到我就说，“你是愣还是精明？你看你身边天天处的啥人，还跟着去瞄女厕所。”

但我知道，稿子里很多地方都是虚构的。

稿子里说“（呼格吉勒图）有三四次藏在厕所的后坑里，看过女人拉屎拉尿……”但厕所的化粪池有2米多深，谁会没事跳进去偷瞄。稿子还提到“冯副局长、刘旭队长、卡腾教导员等分局领导，会意地将目光一齐扫向还在自鸣得意的那两个男报案人，心里说，你俩演的戏该收场了。”但我和呼格吉勒图进了警局后就一直被分开，他们怎么同时扫到我们两个人的？

我一遍遍地向亲戚、朋友解释，报纸上都是瞎写，跟当时的事情经过都不一样。我把我的经历原原委委说了一遍，但没有人相信。

从那以后，我在工作时，就会有别的车间人跑过来问，“哪个愣货跟人家去瞄女厕所？”

我再没见过呼格吉勒图，呼格吉勒图的庭审、公审乃至执行死刑，我都没去看，我怕到了现场心里难受。

死刑执行后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我都活在压抑之中。我曾梦见呼格吉勒图活着，不知道他跟我说啥，我就感觉到他活着。

第二天梦醒了，我就特别难受，出去找人去喝酒，大醉一场，或者去朋友家或者当年的同事家聊聊天，大哭一场。

卷烟厂的工作是亲戚介绍的，出事了人们指指点点，我感觉对不住亲戚，那年5月份，我从卷烟厂辞职了。

这让我失去人生最好的一次机遇。虽然那时在厂里是临时工，但我和呼格吉勒图都是最早一批的临时工，每个月能赚200多元钱，比一些单位的正式工的工资还要高，月底烟厂还会发10元一条的钢花和20元一条的大青山。

要是能转正就更好了，正式工每个月能赚300元，奖金能拿四五百，发4条钢花、2条大青山。我和呼格吉勒图当时特别羡慕，最大的理想就是转正。

结果出了这事，这个案子改变了我人生，辞职后，我四处打零工：在浴池给人当服务员，工地上当苦力，玻璃厂做工人……

现在我在物业工作，快40了还在单身，一个月赚2000多，基本都贴补了父母，几乎没有积蓄。

有时候想想，这种活法还不如不活。但也就想想，我不能丢下我爸妈。我妈妈小时候赶上脑膜炎，打青霉素过敏损害了听力和表达能力。现在老两口住在一室一厅的老房子里，我借住在姥爷姥姥家。

这么些年，我从没去过呼格吉勒图的墓地，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在卷烟厂的时候，我和呼格吉勒图是无话不说的好兄弟，吃饭也不分你我。休息的时候会结伴去录像厅看录影带，看《英雄本色》的小马哥，看洪金宝的武打片。

如果没发生这件事，我俩现在最起码已经是正式工，一个月赚七八千，早已经成家立业了。现在没事儿干就领着孩子坐在一块喝点酒，一起出去玩，家庭生活不知道过得多幸福。

现在想这些也是白想。这些年，我见到警察都躲着走，“好好的做人，为啥要跟警察打交道。”

那件事后，我一直想就算有一天我被抢劫了，只要我身上没受伤，我都不会报警。尽量不跟警察打交道，太麻烦。

我记得是2005年11月，市局（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民警找我，把当年的事重问我一遍。他问我，“最近有人找过你没有？”“没有。”“今天我们来找你，你有啥想法没？”

我当时感觉很奇怪，就反问他们，“是不是当年的案子闹错了？”

警察沉默了一下说，“你回去吧，这件事你也不要跟别人说，我们有啥事还会找你。”

后来在报纸上看到，2005年10月23日，一个名叫赵志红的连环杀人犯落网，据他供述，他曾在1996年4月的某一天，在卷烟厂附近一个旱厕奸杀一名女性。

我当时一下就蒙了，怎么可能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发生两起一模一样的案子。

一年后，赵志红主动写了《偿命申请书》，承认自己是犯下此案的凶手。

知道后我心情特别复杂，因为呼格吉勒图被冤枉了这么多年，我也被误会了这么多年。

那时候，只有几家媒体过来采访，影响力不如现在，但是周围的好朋友都已经听说了这事。我当时特别高兴，以为案子很快就能弄明白，没想到一拖这么长时间。

直到今年，四中全会之后，突然又有了案子要再审的消息。

这次的媒体力度真是太大了，现在手机上、电脑上，到处都是消息。除了呼格吉勒图的案子得到关注，我也终于可以挺直腰板了。

但媒体的报道太多，也会有一些困扰。有家媒体来找我做视频采访，我说把脸部打上马赛克，但他没给遮，就播出了，我常去的理发店老板就把我认出来了，“你就是网上那个人吧？”

网上说啥的都有，有说我该要赔偿，要说我没想过赔偿的问题是假的，但是我现在最大的梦想，是让官方公布呼格吉勒图案真相。

对我来说，这件事在心里已经慢慢过去了，现在再提起来，确实挺委屈的。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还他们家一个公道，问问当年这些警察为啥要这样做，是怎么刑讯逼供的，追究他们的责任。

还有很多人不理解我，说我没被抓是因为出卖了呼格吉勒图。我想说的是，你们不知道真实情况就不要瞎说，你们根本不了解当时的事情真相，闫峰并不像你们说的那样，我用人格担保，我说的全是事实。

我从来没有出卖过呼格吉勒图。难道我说把谁枪毙，警方就把谁枪毙了？当时主要证据不在于我的口供，而在于指甲里的血迹和他的口供。

假如人生能重来一次，我还要和呼格吉勒图做好哥们，但那天我一定会死死拉住他，不让他进女厕所，不让他去报案，一切可能就都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