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工妹到女主持：打工春晚上的“反抗”

“九十年代我去南方打工的时候，工作特别好找，只要觉得不想干了，我就跳槽，不过跳来跳去，老板都一样地黑——加班儿是常事儿，有毒有害不用保护，我们是流水线上的机器。”

舞台上，女演员表情严肃，做起流水线工人的机械重复的动作，令人压抑的机器声随即响起。

看着小品《四十年女工梦》在前台演出，站在幕布后的女主持人丁丽，已经哭成了泪人儿。当耳边响起熟悉的机器声，她开始发现，舞台上的一切，几乎是自己在东莞打工生活的翻版。

再次走上舞台，丁丽脸上的妆有些花了。与她搭档主持的崔永元将一切看在眼里：“女工跟男工处境还是很不一样是吧？”

“恩，很不一样的。”丁丽没能平复心情，只能用点头的频率来表达赞同。

“其实崔永元老师问我的那一刻，我恨不得把一肚子的话全都倒出来。”第一次担纲大型晚会主持人的丁丽，说自己其实并不擅长文艺。成年之前，她在甘肃、深圳打工四年，此后她转投公益为工人服务，成为深圳萤火虫工友服务中心女工小组的组长。

“唱歌会跑调、上台就紧张”。看到打工春晚招聘女主持人的时候，她却第一时间拉上身边几个女工一块儿报了名。“想把女工的声音传递出去，证明我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丁丽说，这是她一直以来的心愿。

平日的工作里，丁丽在公益组织就常常鼓励女工站出来说话。为了鼓励更多的工友也去参加，她洋洋洒洒写下了一篇千字文，题目就叫《我要参加打工春晚女主持人竞选》。

总导演许多已经是第四年参与打工春晚的筹备，他看到丁丽的竞选文章，开始欣赏这个女孩儿：“这已经是打工春晚的第四个年头，我们就是要表现全国3亿农民工的真实生活和心声，但很多工友不会表达，甚至忘了表达，打工春晚的作用就是启发更多的人去表达。”

面试的时候，丁丽这样告诉许多：“只要提到打工者，外界总会给我们贴上讨薪、维权、素质低等标签。真实的面貌被遮盖了，我们健康、积极的一面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们没有话语权。”——这席话为她成功争取到了主持人的岗位。

她主持的另一位搭档，同样在工友服务机构工作的陈福菊，也是这样结缘“打工春晚”的舞台，但在她看来发声只是“反抗”的第一步。

“现实生计所迫，工人们可能忘了思考、忘了表达，但当把生活的东西搬到舞台上，就不再是无意识的接受，而是有意识的思考，甚至是反抗。”

竞聘的时候，王福菊打动导演许多的一句话正是——“主动表达就是工人权力意识的第一步”。

现实生活中，丁丽和王福菊都曾是工厂里的女工。她们看重这场晚会，因为“舞台上的一切就是现实的翻版”。

正如王福菊所说，“这场晚会是一把武器”——而她的第二步是要改变工厂的现状，让工厂不再是只有机器的世界。

“院里的桃树开了花/小狗狗也长大了/爷爷的牙齿掉光了/我的裤子又短了/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离开村子那么久，你们想家吗？”舞台上，一首《想爸妈》的童声合唱让台下观众潸然泪下。

后台的王福菊几度哽咽：“那些场景都太真实了，真实的好像微不足道，却是那样触动人心。”“在工人的层面，实际情况不会因一台晚会改变，但是却能让更多人看到问题的存在”。

王福菊本来是一名学习社工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她做出了一个让人跌破眼镜的选择——放弃可能的工作机会，找出自己的高中毕业证，到东莞的一家工厂应聘成为一名测压工，和工人们成为战友。

“测压工要做些什么？”崔永元问坐在身边的陈福菊。

陈福菊举起一只手做着从机器上拔下插头的动作，另一只手假装按下按钮，“就是这样，拔下来、按下去”。崔永元让陈福菊带着全场人一起做拔下来、按下去。动作看起来滑稽，很多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陈福菊说，“每天重复这个动作十个小时”。场下安静了。

回想那一刻，陈福菊很感谢崔永元，她觉得这个简单的动作让更多人更理解流水线上的工人。

在她工作生活过的那家电子厂，每天早上，工友们排好队听完拉长（负责生长线运作的管理人员）训话，王福菊就开始对着测压仪控制按键。下工前，拉长再一次训话后，王福菊就回到宿舍，累得倒头睡去。

那时候每天的工作都会超过八小时，王福菊却不敢抱怨。她知道，不加班根本无法养活自己——没有人觉得这不正常，也更没有人反抗。

王福菊翻看那一年写下的日记，根本不敢相信那时候的自己心情有多压抑：“流水线上的生活节奏太快，眼前都是积压的货物，根本没有时间思考。”“一个人在机器旁的时间长了，感觉自己也快变成了机器。”

2011年6月，女工王福菊已经几乎没有了自己的人际圈子，朋友也都断了联系，“我真怕自己抑郁了”。她不得已离开工厂，加入蓝衣公益服务中心，又成为机构负责人。

因为曾经的打工经历，她深切体会到精神生活匮乏的可怕，决意把“蓝衣”变成东莞的打工者文化家园标地。她相信，“打工春晚”同样能让外界了解到工友们也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让更多的人重视工友的内心世界。

“也许有一天我自己的故事也会被搬到舞台上。”

归乡的火车上，甘肃姑娘丁丽看着家乡满眼黄土的高岗，终于放下了“主持人”的紧张感，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当她回到现实，故事里除了一贯的执拗，却多了更多无助和彷徨。

2002年，只有14岁的丁丽跟着姐姐来到深圳，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在她的记忆中，那时候的深圳还分“关内”和“关外”，“关内”的一些免费设施，需要暂住证才能进入。于是，有很多年，没有“身份”的丁丽连城里都没去过。

“不光没有身份，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工友都不知道我的真实名字呢”。初到深圳时，丁丽尚未成年，她只能用姐姐的身份证进工厂打工。

那时候，她总是早早完成自己的任务，跑到其他姐妹的生产线上去帮忙。她嗓门很大，聊得开心就哈哈大笑，气得“拉长”跑过来骂人。

性格开朗的她却开始在流水线上看到最深的绝望。提起这段往事，她不再嘻嘻哈哈：“你去问随便一个女工，她一定月经不调。”

流水线工人上夜班是常事儿，平时拉长要规定上厕所的次数，而保护措施的缺乏也让他们直接遭受着化学品的毒害。

丁丽曾亲眼见到一个喷漆工在岗位上流产。如今已经是三岁孩子母亲的她，还记得那个工友脸上绝望的表情。她觉得，那个表情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她去改变。

直到某一天，她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深圳一家为工友服务的公益机构——她开始幻想“总有一天，要改变工厂的制度”。

于是，身材瘦小的她，开始带领工友去找老板讨要工伤赔偿；嘻嘻哈哈的她，开始劝导受到侵害女工友走法律途径维权……公益组织评选“最牛女工”，她就找各种机会宣讲，让更多人了解女工的真实形象。

“打工的命运，可能是我们这一代甚至下一代必须要面对的现实，但不公却不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丁丽不希望自己的命运延续到下一代，不希望《四十年女工梦》的故事成为现实。只是，当她自己回到自己的现实，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原本固执的她却开始为未来忧心。

有一次，儿子问住了丁丽，“妈妈，我的家在哪？”

丁丽哭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儿子。她和丈夫的学历不高，无法在深圳落户，光是住处，他们三年搬了七次。

城市的“拒绝”让她心灰意冷：“城市始终没有接纳我们，打工者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太多了，我们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待遇。”

因为拿不出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她的儿子上幼儿园要比同班的孩子多交两千块钱，将来上公立学校也将受到影响。

但固执的丁丽却拒绝去开这个证明。丁丽说，因为计生部门要求她放宫内节育器才能拿到证明——这让从事女工权益保护工作多年的她觉得：“这是对我权利的漠视，我无力反抗，却不能顺从默认”。

春节前，丁丽回到了甘肃山区的家乡。手机信号很差，她却执拗地站在院子里给记者打着电话，抓住所有机会表达女工们的内心世界。

大风吹得声音模糊了，她就一遍一遍地重复。

被风吹得模糊的，还有丁丽的“反抗”。提起那张让她抗拒的“生育证明”，丁丽说：“我不确定，将来我会不会为了儿子上学而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