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全国人大代表 王梦恕

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提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作为一个将一辈子奉献给中国铁路的铁路人，对中山先生这句话有着最为直观的理解。如今我已届80高龄，但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铁路的发展，从1998年开始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开始，我每年都会提出关于铁路发展的提案议案。高铁一直是我关注的重点。

我1938年出生在河南温县，父亲当时是陇海线上的一个小站长，从小就是火车站长大的。从最早的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我几乎经历了中国铁路的发展史，现在乘坐快速以及高铁列车出行的人可能无法想象，以前的火车有多慢。

我坐的最长的一次火车是从峨眉到开封，当时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先从峨眉到成都，然后从成都到西安，在到郑州转车去开封。当时的火车不管的是舒适度还是准点率都无法入现在相比，拥挤不堪，连上下车都困难，很多人都是从窗户上下。而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铁路成功拉近了空间的距离，缩短了时间的花费。而这其中就不得不提高铁。

一般意义上，超过200公里时速的列车都可以称之为高铁，有了长大山岭隧道工程技术的攻克，高铁修建成为可能。但中国高铁的修建走过一段弯路。1979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时，乘坐新干线的画面给国人很大的冲击，而从那时开始，中国铁路人也有着修建高铁的梦想，经过六次提速，中国旧的路网已经达到极限，而如果需要实现高铁200公里的时速，就需要对路网进行改建或者新建。

最后国家选择的是新建高铁路网，但具体采用何种技术产生了“磁悬浮派”和“轮轨派”的理论之争，时任总理朱镕基推崇磁悬浮，但直到温家宝总理任期内，高铁建设最终确立采用轮轨。理论之争耽误了中国高铁好几年，发展已经是时不我待了，而这其中前铁道部长刘志军的作用功不可没。

刘志军虽然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是对于高铁发展，他是有功的。刘志军在发展铁路上一向出人意表，素来有“刘胡来”、“刘疯子”的绰号，在国家资金支持不足的情况下，刘志军从银行大举债支持高铁的修建，而且亲自乘坐高铁机车的试验，坐在车头，在管理当中将责任明确到个人，哪个环节出问题，就找哪个人，也正是这种严格的管理，中国高铁在质量上和安全上是有保证的。

从“磁悬浮派”与“轮轨派”的理论之争就可以知道，中国铁路的发展有诸多的掣肘之处，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同样高铁也牵扯到各方面的利益，而刘志军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将这些阻碍一个个突破，中国高铁也从单条线路发展到如今长达3万公里的全球最大的高铁营运路网。刘志军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对于高铁发展而言，刘志军的功劳是无法抹杀的。

如果说隧道技术的发展是让时间和空间的缩短成为可能，那么高铁的发展就是让时间和空间的缩短成为现实。京沪高铁的开通，将北京与上海变成了一日往返的两个城市，京广高铁与沪汉蓉高铁开通，东西南北四大城市能够朝发夕至，加快了城市之间的交流，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

如今我出差基本是选择高铁，方便快捷的高铁从最开始的疑虑重重到如今的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最闪亮的名片了。而一开始很多人批评高铁贵而不实用，京沪高铁开通之时，因为要考虑到还贷的因素，票价定的相对较高，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运营，物价经历过多次上涨，但高铁票价一直保持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高铁票价已经不贵了。

从1998年开始，我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几乎每年的提案都与铁路发展相关。像我这样80高龄的老人，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革以及改革开放各个国家发展的阶段，对现在国家的成就由衷的感到激动。我也曾想就此退休，也去过过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生活，但是对高铁发展和国家发展的责任让我继续坚持。你好，我的国，虽然只是简单的五个字，像一句简单的问候，但我能深刻地感受到“好”，如今是真的好，不只是我的国，还有我的高铁，我的人民。

本文由王梦恕口述，柯锦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