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昨日的一篇两会报道，叫作《谁说农民是“刁民”代表批评五种错误的农民观》。两会就是说公道话的地方。为弱势群体说公道话，反映了两会不仅是中国精英汇集的地方，也是中国良心汇集的地方。

　　其实，由于利害关系不同、交往深浅不同，人们对某一个群体的印象的确会有所不同。但是对农民的“坏印象”，如果扩散蔓延，已经影响到一个广大的弱势群体生存发展的空间，那么就的确是一个社会公正问题了。有的时候，对公平的社会评价的需求，并不次于人们呼唤的公平的分配、公正的国家政策。

　　说一个人有没有信用，就是一种社会评价。在这方面，标准可能很不相同。新华社的报道中由记者列出的一种“农民观”是：“一些农村信用社‘嫌农爱商’，担心农民会赖账不还钱，把贷款全放给了企业。前些年一些地方的乡镇企业不景气，造成部分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增加，陷入亏损。”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行长孙工声举出事实反驳说：“去年江西省信用社发放的农业贷款90％以上是发给农民的小额信用贷款。去年，农户贷款本金到期偿还率超过80％，利息回收率超过90％，这说明今天的农民正在成为信用农民。去年江西省信用社甩掉了连续8年亏损的帽子，信用农民对此功不可没。”

　　其实，与农民的信用作比较，大批国有企业欠债不还的现象久已为人诟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量的不良资产绝大部分是背了国有企业的黑锅。但这些企业的领导者，就个体而言，仍然没有较低的社会评价，在社会上继续“有头有脸”地活动着，甚至“代表”着。

　　孙工声代表所提到的农民小额信用贷款，是一项正在我国农村推广的伟大事业。这不仅在于“中国的问题，首先是农民的问题，要解决农民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农民致富的启动资金问题”，而且，用江西省副省长赵智勇在一篇文章中的话来说，它使“农民从此有了自己的信用等级”，“毫无疑问将推动全社会信用观念的提高，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想一想，我们城市人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信用等级？我们的企业有多少家有这样的信用等级？想一想，我们全社会的信用意识要靠农民来推动，我就不能不感到，对农民的社会评价，可能远非公正。

　　据《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指导意见》，“申请小额信用贷款的农户应具备以下条件：（一）居住在信用社的营业区域之内；（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资信良好；（三）从事土地耕作或者其他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生产经营活动，并有合法、可靠的经济来源；（四）具备清偿贷款本息的能力。”其第十三条规定：“信用社应对评定的农户信用等级每两年审查一次。对农户信誉程度发生变化的，应及时变更信用评定等级及相应的贷款限额。对随意变更贷款用途，出租、出借或转让贷款证（卡）的农户，应及时收回贷款证（卡），并取消其小额信用贷款资格。”

　　显然，农民是以自己的生存条件来作为信用基础的，失去信用，就可能会失去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与我们绝大部分城里人很不相同。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形成的“信用农民”和“信用村镇”，可能成为中国重建信用社会、信用文明的基础。美国学者福山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把信任称作一种决定一国福利与竞争力的“自发社会力”，一种相对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而言的社会资本。这样的竞争力和这样的社会资本，现在正由9亿农民一点点悄悄积累着。

　　我的这个思路可能过于理想化了，但那是因为，孙工声代表的例子使我感到，公正的社会评价应该有具体的认识基础，应该首先了解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在农民身上，正在发生着一些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