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14日电（记者刘江 吴晶）“我赞成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但反对胡编乱猜；我坚定地承担监督和管理的责任，但我也相信公众日趋成熟的判断力。”在此间举行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杨牧之坦率地表达了个人对当前新闻出版状况的看法。

　　20年来，中国的出版和传媒业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杨牧之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认为“曾经反对过不少有问题的书，也曾挽救了不少好书。无论反对还是挽救，现在看来当初的坚持都是对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陕西作家陈忠实撰写了后来非常著名的小说《白鹿原》。这本书在审批的时候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喜欢的人称之为“中国的《静静的顿河》”，不喜欢的人指责其有多处暴露的性描写，是一本色情书。“《静静的顿河》是我最喜欢的书，我很好奇。”当时主抓出版和发行工作的杨牧之回忆说，“看了后觉得，哪里啊，比《静静的顿河》差多了。”

　　但同时，杨牧之觉得这是一本不错的书，“很有乡土气息和历史感。”他认为，“那些性描写并非牵强附会的低级趣味，而是为了深入地刻画人物性格。”

　　在他的力排众议下，这本书得以顺利出版。而事实上，这本书一经问世，便受到各界的极大好评，一时间“洛阳纸贵”。

　　另外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学者潘绥铭的一本关于性学的书。该书最初也曾被人说成是淫秽书籍，不予出版。但杨牧之却认为那是一本“严肃的探索性发展史的社会科学的书籍”，于是，他也想方设法地挽救了这本书。

　　现在，潘绥铭已经成为中国研究性问题的著名学者，他的书也早已成为性教育领域的科普类畅销书。

　　这些事情现在看来不算什么，可是当时所经受的压力，只有当事人才能够真正体味。杨牧之说，“现在中国出版业的环境已经越来越宽松，形式主义的审批已经被彻底抛弃，只要不违反社会主义根本性大方向的书都可以出版。”

　　他对时下出现的一些个人撰写的政论性书籍评价说，人们已经不再敏感地揣测它们的政治背景，“整个社会的判断越来越接近客观事实”，他认为出版环境的宽松是双向作用之下的产生的，“当人们越来越开放，承受能力越来越强，政府没有必要进行更多的限制。”

　　2002年，杨牧之出任中国出版业的“巨无霸”——拥有8000员工的中国出版集团任管委会主任，主抓现代文化产业。他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更大的调整。“过去主要考虑的导向问题，现在则是效益。出版社的老总们不在乎是处级还是局级，而是看能有多大的效益。”

　　“图书不是用来评奖的，光评上奖有什么用呢？没人买不行。”还有，“开会时间不能长，有事说事。”他开玩笑说，“再长，人们就开始传播小道消息了。”

　　杨牧之谦和、平易，没有官架子，喜欢笑，常常在不经意间“幽你一默”。他的个性使他结交了许多当记者的朋友。他认为这几年新闻市场化的改革是成功的，新闻记者的素质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

　　“有几年，许多记者就知道跑会，忙来忙去为了拿红包”，但近两年爱钻研，喜欢思考问题的记者多了。

　　“在激烈的竞争中，记者们开始悟出了自己的位置。”读报是他生活中一成不变的内容，他笑说自己“没有报纸，连饭也吃不下”。

　　他最喜欢的是《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北京青年报》的体育新闻，另外他是《作家文摘》忠实的读者。他最不喜欢的是充满会议新闻的报纸，认为没有什么信息量。谈到互联网，他脸上带着点孩子气地感叹，“太厉害了，真的能够改变世界。”他肯定“互联网使人们有了一个新的渠道更自由、民主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了。”有些网民新鲜的见解让他深受启发。

　　他认为，互联网当然需要管理，网上的东西良莠不齐，“不过，光靠管是管不住的。很多东西这看不到，别的地方会看到。重要的是帮助人们培养更开放和成熟的心态。当然，他强调说，“政府的承受力也要加强，我们对公众和自己都要抱着越来越强的自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