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我们“被迫”改变了从日常卫生习惯、社交方式到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方面面的许多成规。这些虽然不宜一概视之为“坏事变成好事”，但变化本身无疑是值得注意的。北京市近日开始实施的“看病实名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根据5月26日北京市卫生局发布的《关于医院看病实行实名制的紧急通知》，患者在医疗机构就诊时，必须出示身份证、户口本、驾驶执照、单位介绍信等有效的身份证明，实行实名挂号。医院对所有就诊患者建立门诊病案，诊疗之后由医院按照病历管理的规定统一保存与管理。实名制在这个时候紧急推出，最直接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止患者特别是非典患者在就诊时提供虚假信息，从而有利于相关部门准确了解疫情范围，及时切断传染链。

　　其实，看病实名制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创意，记得早在四五年前，就有一些患者和专家提出过这种建议。患者提出看病实名制建议，是希望以此根治有的医院特别是知名大医院里十分猖獗的“号贩子”现象。因为挂号无须实名，一些“号贩子”长期占据着医院挂号处窗口外的“黄金地段”，患者（或家属）被迫出高价从他们手中买号。遗憾的是，“号贩子”现象屡禁不止，具有较为复杂的背景和成因，所以，看病实名制建议终究未被采纳。

　　专家提出看病实名制建议，更多地针对了医院存在的“重治疗轻管理”的弊端。长期以来，医疗机构缺乏一套健全的门诊档案管理制度，对于患者从挂号、就诊、住院到痊愈出院的各个环节的管理，难以做到详尽无遗，精益求精；至于事后的总结分析、完善归档、跟踪调查，更是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重治疗轻管理”的结果，除了不利于医院对患者的健康状况进行全面的、动态的把握，不利于医院之间的“患者资料共享”，有时还给一些人钻政策空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媒体披露过上海市一个“一人医保，全家吃药”的极端案例：离休干部张某的医疗费用全部由医保基金支付，2001年1-6月间，他实际需要的医疗费用有1万多元，可他的女儿拿着他的公费医疗证，在一家市级医院先后“就诊”100余次，开药达26万多元，全部由医保局开支……

　　如今，出于防治非典的需要，患者和专家呼吁多日的看病实名制终于变成了现实。这是一个被非典“逼”出来的举措，也算得上一种可贵的制度创新。人们更希望看到，在今后的各项改革中，“主动出击”式的制度创新越来越多，“被逼无奈”式的制度创新越来越少。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