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曙明

　　1月2日《新京报》的一则报道，看了让人心焦：去年8月1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以来，湖南省长沙市数家救助站都在吃收容遣送时代的“老本”，靠那个时代积蓄下的收入为继，却始终未获财政拨款。面对目前的困境，救助站同志表示：“不是说我们手头紧就不救助应该救助的人，可这种影响确实是存在的。”

　　要让每一名被救助者吃饱肚子，要让生病的被救助者得到及时医治，还要让没钱回家者顺利返乡……这哪一项工作，不得钱“说话”？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没钱是万万不行的。经费缺乏，救助工作因此受到影响，最终损害的是需要得到救助者的权益，所以，长沙市救助站面临的困境，不仅是救助站的困境，更是所有需要得到救助者的困境。

　　如果长沙市救助站的困境不是特例，而是一些财政状况不太好城市救助工作面临尴尬的一个标本（对于长沙市那些需要救助者来说，不幸之中的万幸是还有收容遣送时代的“老本”可吃。但是，按照当初《收容遣送办法》，收容遣送也是不准收费的。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干净”的收容来说，是没什么“老本”可吃的），那么，我们不仅为需要救助者的命运捏一把汗，也为《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部国务院制定的全国性法规，会不会在一些地方成为一纸空文而担心。

　　一些地方压根没“老本”可吃，有“老本”吃的地方，“老本”也总有吃完的一天，如果“皇粮”不能及时补充进来，救助站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一种选择是：干脆不救助，救助站关门了事（当然，摘牌没人敢，让它名存实亡却可能）；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走回到收容遣送的老路。

　　以孙志刚在广州市被收容致死为“导火索”，《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虽然人们对《收容遣送办法》诟病颇多，不过，公允地说，当初制定该办法的出发点也是对需要救助群体进行救助，初衷不可谓不好。收容遣送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并非规定本身的问题，更多是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其中多与收费有关。比如，按照规定，收容遣送是不收费的，但是，在财政不到位，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收容遣送站经历了一个从合理收费到乱收费，再到乱收容甚至强制劳动的过程。民政部有关领导曾经表示，“有人说收费是万恶之源，我的看法是经费没能得到有效保障才是万恶之源！”

　　从一定程度上说，正是经费的问题导致了收容遣送的变味儿。有了这方面的教训，《救助管理办法》对经费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其中第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及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并应当将救助工作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遗憾的是，对于救助经费究竟如何出、如何用；在有能力支出而不给予保障的情况下，有关责任人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对于财政确实存在困难，不能及时保障救助经费的情况下，又从什么渠道得到财政支持等问题，却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由此造成了以长沙市救助站为代表的一些救助站的困境。这种困境以地方性困境为表现，但它反映的是这部法规面临的困境，具有全国性，是需要全社会共同面对的挑战。

　　《救助管理办法》是一部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良法。良法要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其中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就是：经费保障，让救助站不为“粮草”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