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束学山

　　备受关注的中石油川东钻探公司“12·23”特大井喷事故遇难者理赔补偿标准近日公布。据12月7日《四川日报》报道，6日上午,事故遇难者中共有190户遇难家属得到理赔,赔偿金额共计3000万元。根据重庆市开县人民政府最新公布的事故处理意见，此次事故中遇难者补偿标准为七十岁以下补偿二十年，七十岁以上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但补偿年限最低不少于十年。每人每年补偿七千二百三十八元。

　　每条生命每年价格（请注意，不是价值！价值是不可以估算的。）7238元。243条人的生命，合计3000万元，平均每条生命约12万3千4百多元。当一个人的生命价格被官方用这些冰冷的数字一元一角地计算出来的时候，我感到生命的悲惨与现实的残酷！

　　这是参照道路交通事故的赔偿标准，也就是说，我国公民的生命价格标准早有法规算计好了。各地都根据当地生活水平制定出相应的“命价”（吴思语）。在重庆，当地农民的“命价”为8万元左右，这还要根据死者的年龄而定（一位专家冷漠地说）。如此看来，“12·23”特大井喷事故丧命的百姓比通行的“命价”还高出几万元呢！

　　如果生命有价，那么重庆“12·23”特大井喷事故能按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标准处理吗？世界上哪有一次死亡243人的道路交通事故的？而且，更令人悲痛的是，有的人家一家三代10口人都死了（这简直就是灭门之灾啊！），有的一家13口，老的小的加起来死了9口。我们想问问这些官员，你们见过世界上有这样无情的道路交通事故吗？这是多么惨不忍睹啊，就连救援的官兵见之都痛哭！这样的打击对于一个家庭甚至家族来说，可能是毁灭的，这能用通行的法规来计算吗？是的，我们要为这些死难者赔偿，我们要按一定的标准来计算他们的“命价”，但是，我们却是这样麻木地、机械地按照早已制定好的公式来演算，我们的官员和专家在计算这些无辜者的生命价格的时候，你们的心是不是在流血呢？

　　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1992年1月1日）规定，我们对于百姓的“命价”（死亡补偿费）计算标准是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也就是说，你生活在北京就按北京的生活水平，你生活在广州就按广州的生活水平。在共和国，为什么每一地的公民的生命价格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计算国人的生命价格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国人的生命价值！生活在共和国同一块大地上的公民，本来应该有同等的生命价值啊！这种生命价值不是按照你生活地的生活水平来计算，也不是按照你为社会作出的贡献大小、你的地位的高低、文化的多少、财富的多少来计算，而是你作为人的生命应有的价值，这是人的生命权利，就如同你在北京可以自由地呼吸北京的空气，你在广州可以自由地呼吸广州的空气一样，我们不能计算出北京和广州的空气价格，因为空气对于人来说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巨大的价值。而生命对于人来说，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只要你生活在这个共和国里，无论你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你都应该有一个国人都认同的、

　　值得每一个公民骄傲、值得每一个公民尊敬的生命价值。这种生命价值就是人的尊严和权利。现在我们对生命首先不是按其价值来评估，而是按当地生活水平来计算，这就意味着，如果你生活在北京、广州，你的生活水平高，你的“命价”就高，你生活在农村，你的“命价”就低。

　　中国人的“命价”的地区差异是导致中国每年事故，尤其是矿难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因为这些遇难者绝大多数不是城市的公民，而是农村的公民，是那些没有生命价值而且生命价格也极底的农民！对于那些企业主和当地官员来说，如此低廉的劳动力的生命价格，大大地减少了由于矿难所造成的风险成本。难怪中石油四川管理局一位负责人说，“搬迁居民不经济，他同时表示，压井成功之后，这口井还要继续生产。”“钱不是问题，你们制定出方案，我们照办。”为什么搬迁居民不经济？因为，每搬迁一户的成本可能远比一个人的“命价”更高，在这种成本核算中，采矿还谈得上什么巨大的风险？区区3000万就卖来243人的命价，就买来了他们在这里继续生产的权力。

　　中国人的“命价”如此底廉，怎能不吸引企业主和当地官员不计风险地生产呢？正如毛寿龙所说：“企业家们可以去通过增加生产的危险性来增加自己的利润。”在企业主和当地政府看来，如果对生命估价很高，那就不值得的，如果很低，这样的风险成本也是值得的。

　　一个公民如果首先在生命价值上被低估，那么他的生命价格又能高到哪里去呢？“命价”决定了一个公民的尊严的高低和权利的多少，“命价”越高就越接近人的生命价值，公民就会享受更多的权利和尊严。“命价”越低，其生命价值就越低，其尊严和权利就会时常被轻易剥夺。

　　美国人的生命也是用金钱来衡量的，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他的成名作《经济学原理》中说：“美国一个人生命的价值约为1000万美元。”1000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8300万元，如此高昂的“命价”，谁还敢拿他们的生命权利开玩笑！从10万元人民币到1000万美元，这是天壤之别啊！在中国，如果公民的“命价”能够提高，提高到企业主和地方政府都不敢藐视它，提高到远远高于风险成本的高度，那么，谁还敢说搬迁居民不经济呢？谁还敢逼着民工跳楼讨薪呢？

　　从企业（和政府）欠薪到房屋拆迁，从矿难到火灾，一次次惨烈的事故背后都揭示了这样的潜规则：公民的“命价”远远低于老板对利润追逐的欲望，低于政府官员对政绩的诱惑力。

　　公民以“坠楼”讨薪、“自焚”保卫家园的悲剧一而再地发生表明，人的生命——这个世上本应价值最昂贵的——却成为公民维护权利和尊严的最后武器。因为他们手中只有这种武器。

　　有比剥夺或自夺一个人的生命权更大的代价吗？

　　提高中国人的生命价值，因为人的生命是天然的不可转让、不可估价的权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