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缓刑不是一种刑罚，而是对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所规定的考验期。这本是一项非常严肃的既体现惩处、又显示宽大精神的司法制度，但是现在我发现，目前的缓刑制度正成为某些官员获罪后的避难所。

　　1月9日，我随手翻到两则当天的消息：一是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司法局副局长闫伟酒后驾车，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后驾车逃逸，在不远的路口与另一辆车追尾相撞，中原区法院判处闫伟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见当日新华社消息）；二是四川省营山县原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李雄伟违规驾驶公车撞人致死，经一审判决，李雄伟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见当日《成都日报》）。

　　这两起案件的主角差不多都是副县级的领导干部，在基层都不是小人物，刑事犯罪的事实也都不复杂，判决结果更是大同小异。按照目前的司法制度，两名获罪的官员既不必被关押、也不必被管制，只须法院将判决书送到其所在机关或基层行政单位即可，以便了解其在缓刑期间的表现，予以教育；如在缓刑期内，没有犯新罪，对他所判之刑就根本不执行了。

　　大家知道，驾车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不同于一般的交通肇事案件，《刑法》第133条第3款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司法局副局长不仅造成一死，另外还致两伤，最后只落个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通常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属违规驾驶的要加重处罚，但现在对那位组织部长非但不予加重，反而做了从轻处罚。这两起案件的结果不免使人产生疑问，是不是因为官员身份特殊就可以拥有格外的豁免？是不是因为是官员就可以比其他普通司机幸运一些而躲过牢狱之苦？

　　读过上述两则消息，我随手在网上键入“官员＋缓刑”的关键词，结果搜索到4440条与之相关的信息，内容多是近期各地官员的贪污受贿案或其他刑事案件，其中有许多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新闻。例如广西农机局3名官员用公款集体嫖娼案、繁峙矿难牵扯出的官员受贿案，等等。一条条读下来，我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凡是官员的刑期确定为3年以下的，判决中都会拖着一个缓刑的尾巴。这个以前未曾引起人们注意的缓刑尾巴，现在越来越多。是不是这条尾巴已经成为法院判决官员时的一条潜规则？笔者不敢妄下结论，但是，获罪官员都拖着这条“尾巴”，对法律而言总不是一件雅观的事情。

　　我们担心官员缓刑现象成为法官们的潜规则并非没有道理。当社会依然没有摆脱人治阴影，当权力依然干预着司法公正的时候，司法审判的公正性时常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质疑。当然，我这里并不是在做有罪推定的假设，我只是担心，有形无形的缓刑尾巴，很可能最终演变为我们司法审判制度上的一个漏洞。官员获罪不同于常人，法院不能不审理，但最后多被缓刑了，这会使人们感到在官员和平民之间，法律的天平发生了倾斜，官员对刑罚部分地享有豁免权。法律宽容了不该宽容的人，直接损害的就是社会的正义和秩序。

　　在腐败现象被不断围剿却仍能够逐步升级的现实中，在我们越来越明确依法治国主要在于依法治“官”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提请大家注意：监狱是惩戒犯罪人员的场所，包括平民也包括官员——这是法律公平的最基本含义。

　　（作者 康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