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下钱庄绝不能姑息，必须连根铲除

　　据有关方面统计，2002年中国非正常外汇储备总额增加82亿美元，其中通过福清的地下钱庄进入国内的占了很大份额。

　　据警方保守估计，福清每年通过地下钱庄进进出出的资金高达数百亿人民币以上，这就意味着至少数百亿元资金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体制之外。“即使按2‰的最低获益率，这也意味着地下钱庄每年也有近2亿元的利润空间”。因此，如何让国外福清侨民的钱，转移至境内，再从境内转出，绕开国家监管和税收，利用外汇差价进而从中牟利，便成为福清众多地下钱庄绞尽脑汁的“生意经”。

　　福清郑亦细命的地下钱庄就是其中此类钱庄中的一个，在其一窝点被捣毁的当天，仅日币交易量就达到2752万日元，警方估计该钱庄每年的资金流量至少达到百亿人民币。

　　进入2月，2003年的福清“8·25”专案即将进入司法程序。这起受到公安部赵永吉副部长高度评价的案子，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8·25”专案不再是个符号，与之一起浮出水面的是郑亦细命——这个福清地下大钱庄的“庄主”。在福清数十年悄然运作和嬗变着的地下钱庄，作为沿海地下经济的关键词，开始解密。

　　郑亦细命的地下钱庄位于福清龙田镇兰天商业城。从表面看，这里只是一个设施再普通不过的写字间，而经办此案的福清市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的民警告诉记者，“每天从这里出入的现金量，高峰时至少以千万计，要远远超过国内许多银行的地方分行”。之所以地下钱庄生意如此兴隆，这与福清是著名侨乡分不开。福清在国外境外经商、劳务人员达到数十万人，每年外币的流通量就达数百亿人民币。

　　郑亦细命的发家史有数种说法，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郑亦细命曾去日本打工，回来之后，成为从事外汇买卖的“小黄牛”，由于信誉良好，其拥有了一批老主顾。之后，他遇到对“事业”发展相当重要的人物——从日本打工回来的陈某，陈某在日本多年深知海外务工人员往国内汇钱极其不便，两人一拍即合，合办钱庄的想法出炉。于是陈在日本设立了一个钱庄，负责外币的兑换、海外汇款等，郑亦细命则负责国内的收支。

　　“他们有很多招徕客户的生意经，像郑亦细命这样规模的钱庄，服务和信誉甚至做得比正规银行还要好，”向记者介绍案情的福清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副教导员吴荣这样描述这个钱庄，“只要几个电话，从国外‘汇入’的外币，只要一天就可以到达客户手中。而且地下钱庄的兑换牌价基本都比银行高。”

　　服务周到，信誉良好，再加上海外渠道，郑亦细命的钱庄发展得相当迅速，很快成为福清地下钱庄的“央行”，每天上午9时左右，郑亦细命定时与海外联系，商定当天的外汇汇率，接下来再由他与境内卖汇客户（他的钱庄的下线）、中小钱庄商定汇率。他不但决定着福清的外汇黑市价，同时能够直接调拨各小钱庄的资金，承接小钱庄消化不了的大单。中小钱庄像储蓄所一样围绕“央行”形成一个地下金融网络。

　　由于联系紧密，钱庄几乎不需要什么周转资金。2003年8月25日，该地下窝点被捣毁那一天，仅日币就查获2752万日元，据此，福清警方估计该钱庄每年的资金流量至少达到百亿人民币。

　　组织经营体现

　　地下钱庄的生存状态

　　福清地下钱庄的结构形式并不复杂，与郑亦细命的地下钱庄类似，呈金字塔形状，顶端是少数几家大钱庄，中间是中小钱庄，最底层是大量的几乎遍布街头的“黄牛”。吴荣这样形容“黄牛”的猖獗：在福清最繁华的街心公园附近，你随便上哪家银行，都会有“黄牛”上前要与你兑换外币。“黄牛”负责收购零散的外币，然后交于中层钱庄，最终再汇到大庄家手中。

　　一个大钱庄要顺利经营，基本上都需要境外渠道，目前比较流行的方式是，在日本开一个分庄、香港开一个分庄。以郑亦细命的地下钱庄为例，他们主要经营的客户就是福清的海外侨民和众多的外商独资企业。外汇从海外侨民手里汇到国内，再搬到香港，再进入需要大量外汇的国内外商独资企业。

　　以福清地下钱庄最为重要的日币为例，假设福清侨民甲需要往福清寄钱，只需找到日本的分庄，告知需要汇款的数目，日本的分庄就会与福清的总庄联系，通报甲的家庭住址电话及汇款数目。福清的总庄就开始向下线收集日币，收齐后直接送上门。甲的家属再打电话告知甲钱已收到，然后甲再将钱交付日本分庄。该方式不仅手续方便，汇款速度快捷，所需费用也相当低。每汇百万元比通过正常手续进国的费用能节省几万元，因此几乎所有在日谋生的福清人都通过此种方式汇款。

　　地下钱庄提供两种交款方式，一种是人民币，直接按照黑市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交于家属。另一种是外币直接交付，其中一部分也将被兑换出去，剩下的资金就是通过非正常渠道增加的外汇储备。据吴荣介绍，一份统计材料显示，2002年中国非正常外汇储备总额增加82亿美元。

　　整个经营线路

　　每年获利至少几十亿元

　　由于地下钱庄的汇率比银行要高，因此大部分外汇，甚至包括许多偷渡和走私的黑钱都被吸引到地下钱庄，轻易洗白。在满足需要后，钱庄内总有一些结余外汇，这些钱基本上是以“蚂蚁搬家”的形式运送出境的。吴荣称，钱庄雇用“挑夫”，即采取各种方式携带外汇出境的人员，有些“挑夫”把钱放到焊死的铁箱里带出境，有的甚至用集装箱运送。不过最正常的方式，是利用国家政策允许所携带的外资最高限额，在海关多出入几次，轻松就把外汇运出去了。这些结余外汇最终抵达香港的分庄。

　　日本的分庄在收到海外侨民的钱后，也将通过各种方式打到香港的分庄。香港分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收集这些钱，然后等福清总庄的调拨。由于目前国家对外资企业的外汇使用有一个额度限制，但外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却常常需要大量的外汇，因此这些企业的需要就是香港分庄的外汇最大的出处。

　　从海外侨民寄钱出来，到最终从香港分庄进入外资企业，这一整个经营线路利润非常丰厚。虽然在审讯中，犯罪嫌疑人称每年的利润在3‰～4‰，但警方估计利润至少在3％～4％左右，达到几十亿人民币。

　　铲除地下钱庄

　　瓶颈是取证困难判刑低

　　整个地下钱庄的运营成本并不高，需要的只是网络健全。警方的行动让一批地下钱庄裸露在阳光之下，但警方承认打击并不能从根本上使其断绝，许多钱庄的运营方式更趋隐秘。

　　吴荣告诉记者，目前从事地下钱庄的大部分是四五十岁的人，他们都干了一二十年，转行也不太可能，由于利润的驱使，他们必然会继续干下去。以郑亦细命为例，此前在长乐他就曾被抓过，但获释后，他仍旧重操旧业。同时每打击一次，他们都会相应地调整策略逃避打击。

　　取证困难是打击地下钱庄的一个瓶颈。要对这些地下钱庄提起诉讼，至少要有三方面的要素——买卖双方确定、资金流向清楚、银行查得到凭证。但地下钱庄方便群众外币兑换，满足企业需要，因此很难让双方都确定，资金流向也并不清晰。

　　此外，地下钱庄把100万称为“粒”，10万称为“条”，1万称“张”，美元称“小张”，日元则称“大张”，他们之间的传真件上基本上是此类“行话”，拿着这些证据上法庭，也无法对其提出有力的指控。

　　判刑低也是困扰公安机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法律规定，非法外汇买卖要达到20万美元才能提起诉讼；即使达到20万美元，也最多判个一年半载，差不多案件办完人也放出来了。不过吴荣表示，警方将继续加大打击力度，抑制这种情况的蔓延。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称，中国目前控制严格的外汇管理体制，无法满足沿海地区各种频繁经济活动的迫切外汇需求，这给地下钱庄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事实上，非法收入合法化以及协助资金出入境已经成为中国沿海地区地下钱庄的双重功效。当前地下钱庄的组织化、规模化，已经替代了银行的部分功能，成为外汇黑市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他说，地下钱庄外延的日趋扩充，实际上也触及了国家金融监管体制的亟待完善之处。

　　本报记者 陈敏/通讯员/吴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