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新药未经批准进行临床试验 七人观察期死亡

　　生命伦理问题的核心是人权

　　作者: 徐彬 林谷　　

　　即使最激进的民间抗艾人士都不得不承认，当前我国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发动一场对艾滋病的战争。然而，北京地坛医院日前组织的一次艾滋病药物试验，在大战中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

　　地坛医院，国内最大的传染病专科医院之一，曾经在2003年抗击SARS时发挥巨大作用。地坛医院同时也是目前国内惟一拥有艾滋病药物研究资格的国家级临床基地，至今已诊治600余例艾滋病患者。

　　去年3月5日至11月2日，共有39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被选中参加地坛医院“胸腺核蛋白制剂（英文缩写为TNP）”药物试验。其中18人来自河南省柘城县岗王乡双庙村，另外18名感染者则来自河南睢县东关村。还有3名别的地方的患者。

　　在观察阶段，双庙村和东关村各有2人死亡。截至目前，两村共36名参加试验的患者已死亡7人。“刚来北京时，我们对为什么被选中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即将接受的是什么治疗，事后地坛医院拒绝对患者相继死亡作出任何解释。”一位还活着的患者说。

　　今年1月10日，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万延海在听完双庙村的王化强、李秀平等4位参与此次药物试验的患者的口述后，决定用手中的笔为这些毫不知情的感染者讨一个公道。

　　一封公开信

　　当天，一封公开信从万延海的办公室发出，收件方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属的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审查委员会。这封由万代笔的公开信要求委员会审查此次药物试验涉及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并提出了对所有参与药物试验的患者给予生活费、误工费和营养费的补助请求。

　　“我们认为这次药物试验不仅严重违反医学研究伦理，而且在试验观察期就有患者死亡，可能还涉及法律问题。”万说。

　　此前一天，在万的陪同下，王化强、李秀平等人从地坛医院要到了从未拿到手的《患者知情同意书》复印件。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医院此时还收取了他们48元复印费。

　　这份颇为详细的《患者知情同意书》明确表明了这是一次人体试验。根据《患者知情同意书》，他们才知道，此次药物试验的目的是要进行“胸腺核蛋白制剂（TNP）用于治疗HIV－1感染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相关合作单位分别为美国纽约国际商业集团、美国病毒基因公司、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有趣的是，对于TNP的效果，《患者知情同意书》在先给了“无论在动物还是在人体的研究中，TNP都是安全的，无严重的副作用”这样结论性陈述的同时，又警告说“在这次研究中，你的HIV状况有可能改善，也有可能不改善，甚至可能恶化”。

　　“参与治疗的患者将得到已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及权益书的副本。……我们也许不能从这项研究治疗中直接受益，但是通过研究可以获得胸腺核蛋白制剂注射安全性和有效性资料，研究人员可以将它应用于长期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治疗。”《患者知情同意书》这样明确地写道。

　　当记者后来向三位参加试验的患者朗读这些文字，大家都说已没有印象，而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回忆起在签字《患者知情同意书》前的某一天，地坛医院赵红心大夫说的一番话：“能接受这次治疗，你们都是幸运者。用上这个药，管你二十年没问题！”

　　40岁的李秀平有些激动地说：“我还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听了赵大夫说的那番话，大家都喜出望外，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万痛心地说：“在住院治疗的180天内，他们每人总共接受了16针药物注射。在随后的5个月随访期内，他们还多次被抽血检验，但是他们却对自己的病情进展和此次试验的意义一无所知。”

　　“我们一共被抽了8—9次血，每次7管，医院只给了我们3次抽血补助，每次50元。在随访期，医院只负责提供一顿午饭，早晚伙食和住宿费用都是自理。”王化强扳着粗糙的手指头算着小账。

　　万把这封公开信同时抄送给了所有试验单位，并翻译成英文向海外科学团体散发。

　　听证会激辩

　　两天后，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审查委员会收到了这封投诉信。2004年2月18日，他们在性艾中心会议室举行了听证会。王若涛、余冬保等6位委员会成员以及张福杰（本研究项目首席研究员）、地坛医院的代表赵红心与会，会议还邀请了万延海、王化强、李秀平等投诉人。作为惟一的媒体代表，新华社中国特稿社记者林谷列席了此次会议。

　　现场的交锋很快集中在“知情同意权”上。双庙村18位患者的确在试验开始前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地坛医院的代表赵红心大夫说：“所有病人，在治疗前半个月就住进了医院，在此期间患者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考虑并决定是参加还是退出，医生也与患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赵大夫，你还记得那天你站在楼前对我们说‘管20年都没问题’的话吗？”李秀平反问。

　　赵红心无奈地说：“如果真是这样，何必要让你们来做试验呢？”

　　一位患者回忆说，去年3月5日，美国的医药公司代表带来了《患者知情同意书》，让每个人签署。医生当场念了一遍知情同意书，大家也没想到提什么问题，因为赵大夫的话让很多人对这次治疗的效果已经深信不疑，所以签字也比较痛快。

　　“念完了我也没怎么懂。我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只能是别人先写下来，我再照着描。”王素云说。范景华的印象则是医生不断地问他的身体状况，“问完了就签字，我还以为是在病历上签字呢。”他们都是双庙村参与此次试验的患者。

　　去年3月6日，地坛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了TNP试验项目。

　　地坛医院在听证会上也承认了自身工作的欠妥之处：伦理审查的时间把握不当，应该是在签署知情同意书之前就审查项目是否合乎伦理原则。而医院按复印病历的规定收取复印知情同意书费用的做法欠妥，应该在签署同意书的时候就应该按协议无偿给每人一个副本，无论对方识字与否，愿意接受与否。

　　伦理委员会负责人王若涛在听证会上特别强调，尽管治疗与试验都涉及生命伦理问题，但病人和医生之间是购买和提供医疗服务的关系，可以允许医生为了保护患者而隐瞒真实病情；但人体试验中接受试验者对试验者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甚至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所以必须要有充分的知情同意权。

　　面对双方的争执，伦理委员会委员张孔来教授说，当时的对话口说无凭，还是得回到最重要的证据———知情同意书本身。但万延海认为即便是讨论知情同意书文本本身，也有很多疑点。胸腺核蛋白与其英文缩写TNP不规则混用，中英文翻译的不相对应之处很容易误导。

　　而且，知情同意书英文的“study”一词在中文译文中尽管有时也译作“研究治疗”，或者“试验”，但更多时候是被译成了“治疗”一词。而在地坛医院递交给伦理委员会的书面说明里也是“科研”、“研究”与“治疗”三种提法并用，但后者用得更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艾中心治疗与关怀室主任、地坛医院传染科主任张福杰是这次试验的中方协调人之一。他向伦理委员会解释说，TNP已经过人体和动物实验，证明无害。这次在地坛医院开展的TNP试验项目研究早在2003年3月就开始了，当时不论是国产药物的上市，还是国家免费提供药物治疗都还没有开始。而这些晚期病人即便接受鸡尾酒疗法，平均寿命也只有一年半。

　　“目前治疗艾滋病的方法主要是鸡尾酒疗法，在这样的背景下引进TNP也许能缓解缺医少药的困境。”张说。

　　经过两个月的调查，3月16日，性艾中心伦理审查委员会对此事作出了最终结论，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没有发现该研究存在严重违反伦理学原则、侵犯受试者权益的问题，“没有证据表明，治疗观察阶段的患者死亡是因为TNP治疗导致。”

　　不过，性艾中心伦理审查委员会建议地坛医院退还所收取的《患者知情同意书》48元复印费。

　　“地坛引进新药的初衷值得赞许。”性艾中心伦理审查委员会成员余冬保说。他同时承认，真正的知情同意不仅仅是念某一段话这种形式，而是要用受试者能听懂的语言讲明获益与可能的风险，“有时候需要反复问询，不断解答。”

　　一些医务人员在会上抱怨说，在大多时候艾滋病人“抓救命稻草”的心态无法让他们较为超脱地分析得失利弊，作出冷静理智的选择，从而让真正的知情同意难上加难。

　　神秘的TNP

　　正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的《新语丝》网站创办人、生物学博士方舟子在一个座谈会上碰到了万延海。“他向我提到这件事，这才引起我的注意。我当天晚上做了一些初步调查，就发现了问题所在，之后断断续续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做进一步的调查。”方说。

　　让曾经从事生物化学研究的方更感兴趣的是，这个“TNP”究竟是什么东西？它是由谁发现的？那两家美国公司又是什么样的公司？

　　根据美国纽约国际商业集团中文网站的介绍，TNP“不同于目前世界上的其它胸腺提取产品（例如胸腺肽，胸腺五肽等），它是惟一经过高度提纯的单一蛋白体，具有增强提高、调节免疫力的作用”。

　　然而，方检索了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Medline，却找不到任何研究这种蛋白质的国际论文。他再去检索人类基因数据库，也找不到该蛋白质的基因资料，“可见其基因未被分离、克隆、测序”。

　　美国纽约国际商业集团中文网站声称，TNP是“获得全球专利的高科技细胞免疫增强制剂和免疫调节制剂”，但方却在美国专利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利数据库中一无所获。

　　“如此重要的蛋白质，竟不见有第二家实验室去研究，也不见有任何研究成果正式发表，实在奇怪得很。我怀疑它可能只是从胸腺细胞核提取出来的一些非特异性的多肽产物，究竟是什么玩意做个电泳和测序就知道了。”方说。

　　他转而去了解TNP的发明人，一位被称为“国际著名医学科学家”的Harry Zhabilov博士只发表过一篇生物医学论文，而另一位所谓的“美国著名生化学家”Hampar Karageozian博士实为生化硕士，也只在Medline找到了一篇眼科方面的论文。重要的是，两人均无艾滋病研究论文发表。

　　那么，这两家美国公司的背景如何呢？方调查发现，美国病毒基因公司原先为一家提供奢侈品信息服务的网络公司，2001年才改叫“病毒基因公司”，将业务改为开发治疗病毒性疾病的药物，主要产品便为这个神秘的TNP。

　　至于这家公司的经营状况则“非常糟糕”：目前资产总额不到20万美元，总债务却超过了1000万美元，“是否有能力继续经营下去，令人深表怀疑。”

　　而另一家美国纽约国际商业集团则成立于1996年，业务颇为庞杂，“其在中国销售的所谓医药及保健产品没有一个是真正的药物”。

　　2001年3月25日，美国纽约国际商业集团与美国病毒基因公司达成一项协议：前者将帮助后者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得把TNP用于治疗艾滋病的新药证书，之后获得在中国销售TNP的独家销售权。

　　今年4月16日，方以其一贯的“摆事实，讲道理”方式在《新语丝》网站上公布了对这次试验的调查结果：既是非法的，也是不道德的。他认为，揭露这件事，对采取合法、规范方法治疗艾滋病的科研工作不会有消极影响，只会有积极影响。

　　方说：“试验新药必须符合科研规范，只能选取那些有科学依据的、有希望的药物，在受试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按照正当的程序进行。”

　　调查还未有结果

　　2004年4月2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位张姓官员向记者证实，该局安全监管司正就此事展开调查。“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接受任何采访。如果调查有了结果，我们会及时通报。”这位官员说。

　　同一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领导拒绝了采访。“我们想借助这封公开信，呼吁社会各界来关注这件事。我们希望类似的事件以后不再发生。”万延海说。

　　他坚持认为这个TNP试验项目是一个骗局：“它没有获得国家药物管理部门的许可，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是在来到北京住院后，而不是来北京看病前。对于患者提出的地坛医院医生在签署知情同意书时用欺骗性的语言，赵红心大夫也没有加以否认。”

　　万曾尝试要求医院公开与美国公司和研究单位之间的协议书和财务预算，但遭到拒绝。

　　万说，一方面院方提供了虚假商业信息，把试验药物说成免费赠送药物、欺骗感染者、不敢公开合作方的协议文件；另一方面美国公司在病人死了之后却对外宣称患者病情改善、全部存活，“这不是骗是什么？”

　　对于性艾中心伦理委员会的答复，他表示不能接受。“伦理委员会邀请我们参会，举行听证，是一个好事情，但是他们的结论，我是不赞成的。”他说，“我们希望伦理委员会能重新审查这个案件，同时希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能检查伦理委员会的人员构成。”

　　“无论如何，采取法律行动将是艰难的，但是如果去做，一定非常有意义。”他在担忧中还是抱有希望。

　　性艾中心的一个举措已经给万带来信心。在今年3月16日正式回复万的公开信的同时，他们决定资助万所领导的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开办“中国民间艾滋病组织伦理学培训班”。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40多位民间艾滋病工作者接受了生命伦理的培训。

　　起码，各方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应该有社区代表加入到伦理委员会里，能够在关系到自身、自己社区利益的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他们才最了解病人的甘苦，才能真正代表社区。

　　而王若涛则坦承：中国的各级伦理审查委员会很多尚待建立，委员会成员的素质有待提高，他们自身也需要培训。医务人员、社区代表、非政府组织人士都应该多参与伦理培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障科学研究遵循了生命伦理规范。

　　万延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指出，尽管政府在防治艾滋病方面正在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但是官僚主义和部门利益依然严重。比如说，目前国家艾滋病防治工作总是被一些中央科研单位和医院控制，更多的单位缺乏资源和合作项目，无法良好地发展，从而影响了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艾滋病科研领域出现了一些垄断者，他们在伤害着人民的健康。”他说。

　　他认为，在保护艾滋病患者的利益方面，国际社会已经建立了严格的制度，中国需要学习和借鉴。

　　万还建议尽快成立艾滋病人权益保护组织，活动经费由卫生部门提供，使其能够像消费者协会一样开展工作。

　　而对于某香港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地坛医院一些医护人员表示比较反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这件事错综复杂，有它的来龙去脉，我们承认自己有不妥之处，但不至于说的那么夸张。”

　　（本报见习记者石岩、本报驻京记者刘鉴强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