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振东（左）在检察官的陪同下走到记者面前

　　4月27日，广州凤凰山，广东省看守所。记者在那里与被美国移交回国已近半月的余振东进行了短暂的会谈。谈话中，余振东对“权力”爱恨交织，多次感叹，当普通职员的那段时间才是他最美好的时光。

　　话题从往事开始。对于余振东来说，目前能谈的只有往事了，因为对于未来，他自己说“已经没有太多奢望”了。

　　余振东的父母都是教师，从小家教严格。1983年参加工作就到了中国银行开平支行。他说“那时家里生活一般，只是普通人水平”。1994年，余振东当上了副行长，后来是行长。余振东坦言，1983年至1992年，当普通职员的那段时间才是最美好的——“我每天都很努力地工作，不用考虑那些复杂的事情。我和平常人一样上下班，自由自在地过日子”。

　　1993年至2001年，余振东与他的前任许超凡和继任许国俊三人涉嫌合谋贪污挪用巨额资金。余振东说，自己曾想过中途撤出，但已经不能把握了。

　　余振东说，他是一步一步陷进去的。和许超凡、许国俊合作了许多次，时间久了，数量多得他都记不清了。

　　记者问：是不是做得多了，已经麻木了？余振东说没想很多，并且后来尽量不做了，“大多数也不是我做的”。想过中途撤出，但是没有办法，“自己已经不能把握了”。

　　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余振东说钱对他来说“没有太大的诱惑，只不过是个数字游戏而已”。如果真是这样，他们要这么多钱做什么呢？余振东道出了主要目的：他们投资屡次失败，总想赚回来弥补。但亏空越来越大，只好继续做下去，所以金额越来越大。而东窗事发前大肆侵吞金钱，则是为了将来外逃，为了外逃后能“过上好日子”。余振东同时承认，多次成功应付有关检查，也增强了侥幸心理。余振东等人盗用银行资金多次，没有人发现，就是表面工作做得比较好。每次要检查之前，他们都会改账簿、改记录。大小检查很多次，都应付成功了，这增加了信心，侥幸心理更强了。

　　余振东不讳言，他盗用资金，就是利用了银行账务管理上的漏洞，主要是当时“联行清算系统”资金汇划和总行确认之间的时间差。余振东说，当初就知道自己的行为是犯罪，只是心存侥幸、欲罢不能。

　　谈到在美国的生活，余振东说，他只想在美国“过得低调一点，过平常的日子”。当时，他以为有钱就能有自由，而实际上，因为走的时候太匆忙，准备工作没做好。选择拉斯维加斯的赌城，只是想通过赌场“洗”点钱用，但是没想到账户很快就被冻结了。

　　余振东表示，到美国之初，他表面上能够自由进出，但心里面极不踏实。不敢去唐人街，害怕去中国人多的地方，怕被人认出来。同时，经济上并不是很宽裕，因为虽然账户上有资金，但是被冻结了，提不出来……

　　在对话的最后，余振东表示，对于国内司法机关的调查，他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目前只有一个希望，就是“把问题讲清楚，给自己一个机会，也争取司法机关给自己一个机会”。

　　由于余振东案刚刚移交检察机关，尚处于侦查阶段，记者的采访对于该案件有关情节以及案件本身没有过多涉及。至于案件该如何定性，只能等到起诉之后才能知晓。目前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只有余振东的“心路历程”。但就是从这些感性的了解中，人们还是能得到些东西——比如教训。

　　教训一：犯罪一旦开始，想要收手不是件容易的事，余振东那种欲罢不能的痛苦就是明证；教训二：用违法的手段不可能达到合法的目标，余振东他们为了挽回投资失败的损失，采用了盗用银行资金的手段，最终换来一场空，自己也要面临铁窗生涯；教训三：对“关键部门”要时刻绷紧监督弦，在制度建设、工作流程等环节上，进行科学、严谨的规划设计，只有健全制度并保证关键部门的廉洁，才能真正保障整个系统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