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宝马彩票案近日终于真相大白。由一个普通彩民的诉讼开始，到一个彩市黑幕的揭开，整个彩票事业的运行机制、管理体制和社会信誉，已经被置于包括彩民在内的更广泛的社会公众的观察、思考和议论之中。这是事物发展自身的逻辑使然。当今中国的许多问题，都可能循着这样一个过程展开和推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进步可能始于个人，始于权利，始于诉讼。

　　西安宝马彩票案的报道使公众看到，在彩票市场这样一个千万人金钱汇聚的地方，还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透明度。这里可能存在的弊端不仅是制度和监管的形同虚设，还可能存在着权力寻租和权钱交易。问题不仅在于陕西省体彩中心以一纸不合规定的合同把本该由国家发行的彩票交给个人“承包”，而且在于———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个别国家机关把国家担保的信誉悄然转移给特定的个人、牟利的个人，而这种转移，当然是国家损失，尽管在彩市上，它更直接导致的是不确定的和可能确定的彩民的损失。这件事和其他许多同类事件告诉我们：在监督不健全的地方，任何一个国家机关都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因为他们除了国家的权力和国家的信誉之外，没有别的资源。这是国家随时面临的风险。

　　彩票的确是一个聚拢金钱的事业。在这个事业的终端，很大一笔金钱落到了偶然的个人头上，更大一笔金钱流则流向制度设计中确定的人群与事业。但是，国家和国家机关在这个事业中不应是牟利的的主体，也不应有趋利的动机。这一套制度设计的本意，是以国家信誉担保，以公平、公开和自愿的形式，使得人民手中聚拢起来的金钱“自愿”地流向社会公益事业以及贫困的人群。这是国家非强制性实现社会财富分配的一种形式，是国家和人民之间进行的一种有益于人民自己的游戏，而不是国家向人民征利。国家和国家机关承担的是管理和保障义务。

　　因此，尽管这里面存在偶然、风险、赌博心理和非劳动获利，但在上述前提存在的基础上，它是合乎道德的。这个制度的设计，本来是无风险的，但是这个制度的实际运行，是有风险的———比如陕西省体彩中心与承包人杨永明签订合同中所列的彩票丢失、亏损、超兑奖金、假币、票据短缺等一系列风险。彩票信誉既由国家担保，彩票风险自应由国家承担，人民拿出的是金钱，得到的是机会。相反，如果不是这样，国家和国家机关追求无风险，“只赚不赔”，像陕西省体彩中心那样靠一纸合同把风险全部转移出去———由国家风险转变为一种商业风险，而只管从中分得1%的发行费，那么一种可能的结果就是：人民只有风险而没有机会了。

　　所谓彩票信誉，就是国家承诺并保证给人民的公平机会，并不是保证人人中奖。它在彩票市场上不仅表现为一个获奖概率，不仅表现为一些确定存在并肯定会兑现的奖金、奖品，更重要的是表现为程序的公开、公正。从这一点来说，信誉是彩市的根本；信誉危机是彩市根本的危机。西安宝马彩票案的一个消极的结果，就是彩票信誉的损失；不过，它可能还会产生一个积极的结果，就是黑幕的揭开、案件的处理和制度的完善过程，本身就是对彩票信誉的维护。我们愿见后一种结果。同时我们还有一种更大的企望：那就是企望像西安宝马彩票案这样一个过程，会“推广”到其他更多的融会着人民与国家、金钱与权力的事业和领域中去，以同样积极的结果，保障人民的机会，维护国家信誉。

　　□本报特约评论员 马少华（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