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阿丘：余振东在美国惶惶不可终日，东奔西跑中度过，与此同时，中国警方在不断寻找新的证据提供到美国的有关方面，不同的司法制度，为两个国家的合作增添了不少困难。

　　采访: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高峰：那么我们国家和西方的这个发达国家之间没有签订《引渡条约》，特别是美、加，而且从执法合作的历史上来看，以往也没有过这种跨国缉捕的成功的范例。

　　美国联邦调查局驻北京办公 刘伟廉：司法制度不一样，法律上关于证据，你们可以采取的，我们可能不能采取，而我们认为是证据的，中国这方面可能觉得是不够。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 高峰：要搜集各方面的证据来组成一个严密的证据体系来证实他们的犯罪。 因为只有证实他们不光在中国犯了罪，触犯了刑律。而且还违反了美国、加拿大、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之后，合作才具有基础。

　　主持人阿丘：2003年12月，余振东被捕，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他很快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他被捕并且认罪以后不久，就见到了来自中国的警官，而中国的警官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一项交易。控辩交易，应该说，后来正是这种控辩交易有效地促成了余的归案。

　　采访：

　　公安部驻美国联络官：段大启：这个交易是什么呢？就是余振东认罪。同意接受遣返回中国，警方的话和我们中国执法部门答应对他进行什么样的法律惩处，让他接受什么样的法律制裁。这样的话就需要双方做一个交易，他要在这个交易上面签字。

　　主持人阿丘：余振东是2001 年10月逃到美国的，很快，中国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红色通缉令”，并根据《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请美国司法部协助冻结涉案帐款，逮捕犯罪嫌疑人，2003年12月余振东被逮捕，2004年4月8日，被美国拉斯维加斯地区联邦法院被宣告有罪，判处144个月的监禁和3年的监视居住，罪名是欺诈。按照美国的法律，余振东可以提起上诉，但是中国警方向美方提供的关于他欺诈的证据非常充分，所以上诉成功的可能性极小，而在此之前，中国公安部已经邀请余振东犯罪地的中国香港、加拿大和美国司法部门召开了一个“三国四方会议 ”明确了办案协作思路，统一了取证模式，根据这个会议的约定，即使余振东在美国上诉成功或者是被刑满释放，他也会先后被加拿大和香港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是这样的话，余振东可能终身都在不同的国家坐牢，而中国方面，一直强烈要求美国方面遣送余振东回国受审，于是，就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地区联邦法院做出判决以后，在中国司法部门的承诺下，余振东与美国方面了签订一个控辩交易。

　　主持人阿丘：控辩协议规定：余振东自愿遣送回中国，一旦余振东被宣判有罪，他将不具有被授予庇护的权利；或者在其刑期届满以后也不可以以其他方式合法地留在美国。根据协议，余振东还同意对其侵占中国银行的资金予以没收。

　　采访：

　　公安部驻美国联络官：段大启：当时的话余振东见面以后是精神很沮丧。而且的话，而且余振东进来以后啊，用眼睛偷偷的瞄了我一眼，也没有敢再说什么。然后的话我主动过去先跟余振龙讲。我说老余你怎么样了，在这边好吗？余振龙的话当时很被动的挤出点笑来，然后说还可以还可以。当时就这么个情况。

　　余振东：他们从做法、说话的方式，各方面都让我，就是感到很轻松，没有什么顾虑，比较好的相处吧，是这样。

　　主持人阿丘：当时余振东的思想情绪非常不稳定，也很低落。他主要是不了解中国的法律。虽然他是中国一个银行的行长，但他对中国的刑事法律不了解。对执法部门对他的承诺有所顾虑、担心回来以后政策得不到兑现，法律得不到正确的使用。同时还担心他的家人在美国的一些情况。

　　采访：

　　余振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见面以后，他是就是对国家政策的了解，因为毕竟我以前是…措施，没对中国法律，对中国这方面的认识也比较有限，他跟我解释了很多问题，我的顾虑，我提出的问题都一个一个给我…答复了。

　　记者：当时什么问题？

　　余振东：他说你回去以后，怎么对你？公平、公正给你审判，你在拘留，在监狱的情况怎么对你，都给我解释了很详细。

　　主持人阿丘：中国警方和余振东一共见了五次面，今年的2月5日，余振东同意达成控辩交易，但是到签署文件的时候，他又变卦了。

　　采访：

段大启--公安部驻美警务联络

　　公安部驻美国联络官 段大启：到场以后，他就一直在提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左一个问题，右一个问题。反正就是迟迟不肯签这个书面交易。本来原来说好的事情，又拿出来再重新说一遍。一直这样拖，拖到下午三点钟，他还是拒绝签字。这样的话第一次签署控辩交易，就不得不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