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结果是第一位的。当你到美国的时候见余振东，然后讯问他的时候，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新体，据您的观察？

　　高峰：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去美国是美国联邦执法机构邀请我去的，他就说，你可以和余振东谈一谈，看看他有什么想法，我去了以后，谈话的地点是安排在联邦检察官的图书馆搞了一个休息室，为什么这么安排呢？我知道余振东见了我肯定会非常紧张，会有一种惧怕心理，特意安排这么一个场景，就能够消除这种紧张的气氛。

　　白岩松：虽然是检察院，虽然是联邦的检察院，但是又是在图书馆相对来说气氛比较平和一点的地方。

　　高峰：对。他进来以后，我也很客气，让他坐下来，因为不论他犯了什么罪，从人格上来说大家都是平等的，询问他一些生活的境况，我也知道，他在美国的监狱里面日子不太好过，饮食不习惯，再说了，人当失去自由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滋味，这谁都可以想象，同时那些其他人种的囚犯们还经常对他实施一些非礼，甚至一些打骂、歧视。更主要的一点是他对今后前途的渺茫和绝望，一种绝望心理，我找他谈，就是主要是当时第一次谈话就了解他，他到底在想什么，他想要什么，他对今后到底是一种什么选择，在了解了他以后才能对症下药地做些工作。

　　白岩松：那结论呢？他当时在想什么，他想得到什么？

　　高峰：他当时对于他犯罪这一点，他是承认的，在这一点来说，余振东在认罪的问题上面还是坦诚的，当时他就是在考虑，留在美国好呢还是回去好呢？留在美国对他来说有什么好处，回去以后又有什么好处，他不太了解，按照他的罪行和中美之间的有关的法律规定，他在美国服完刑以后，如果判定有罪服完刑以后，中国政府、中国公安部还在继续谋求将他遣返回中国，而且这作为和美国执法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回来以后，他还将面临中国法律的审判。在这件事情上不像有些法学界说的一事不二理，好像因为同一个行为在美国受到惩罚，回到中国就不应该再受到惩罚，这是两回事，他在中国的犯罪行为和在美国的犯罪行为是截然不同的犯罪行为。

　　白岩松：他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没有又流露出某种他的心理的活动，他左右为难吗？我是留在美国还是回去，有没有开始有一种倾向性或者怎么样，据你的观察？

　　高峰：据我的观察，他还是倾向于，就是你给他讲清楚这些利害关系之后，他还是倾向于回来，但是回来他有很多顾虑，你不要看他在中国银行部门担任过领导工作，担任过领导职务，但事实上对我们国家的司法制度，对公检法部门也不是很了解，他不知道回来以后会怎么样，也有针对性地给他做一些思想工作。

　　白岩松：从某种角度，您也是他的咨询者了。

　　高峰：可以这么说。

　　白岩松：你对他主要要说的是什么？

　　高峰：我主要对他说的是，首先一个非常严肃地，也很严正地向他指明，他是一个犯罪嫌疑人，他在中国犯有罪行，不光在中国犯有罪行，而且还在美国、加拿大、香港等地犯有罪行，他是逃脱不了法律的惩罚，这一点在我向他指出以后，他明白这一点。然后第二，对他来说，回国接受审判，是他唯一的正确的选择，因为我们要将他缉捕归案，不仅仅是开平案件整案查处工作的需要，也是震慑其他的经济犯罪嫌疑人，那些外逃的，他以为逃到国外、境外就万事大吉了，就进入一个避风港了，事实上也不是这样。

　　白岩松：很重要的是他心里一定会有一种侥幸心理，就是不会吧，但是你跟他讯问的时候，可能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告诉他，你要告别侥幸心理。

　　高峰：这个策略是这样的，或者说不叫策略，事实是这样的，当我们收集不到证据的时候，那些外逃的犯罪嫌疑人，他当然是可以逃避法律的惩处，不要说逃出去，就在国内他也可以逃避法律的惩处，一旦当执法部门，特别是多边的和双边的执法部门互相合作，收集了大量的证据，强有力的证据来支持我们的指控的时候，他就是留在美国服刑，他也逃脱不了法律的惩处。接受美国法律的审判也是接受法律的审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白岩松：为什么会有第二次的见面，第二次见面跟第一次做讯问的时候比较起来又前进了哪一块？

　　高峰：程度上面，更加进一步地打消了他的顾虑，更加进一步地坚定了他回国的意愿。同时，也跟美国的有关执法部门更加一致地协调了我们的行动。

　　白岩松：是否第二次的时候你去的时候，拥有的证据也比第一次要更丰富？

　　高峰：应该来讲事实上是这样。证据更充分，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毕竟有文化的差异，余振东在同美国的有关执法部门的人员在交流中间，他感到心里没有底。虽然他是个犯罪嫌疑人，中国的警方去了以后，在文化上面沟通比较容易，而且他感觉到，给我一种感觉，他见到我们好像还有一种见到家里人的一种感觉似的。

　　白岩松：就是一种很微妙的一种心态。

　　高峰：对，又怕，又感觉到又很亲近，在整个案子办完以后，我到飞机上面见到余振东的时候，他似乎已经跟我建立起了某种新的关系。因为我觉得他不是跟我个人建立起了新的关系，是跟整个我们政府，跟国家的法律，他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在这个案件上面，跟余振东的交道主要是体现了我们中国法律的尊严和中国政府的坦诚。

　　白岩松：在这两次讯问的过程中，余振东在你面前有没有流露出某种情感的表达？

　　高峰：情感的表达非常强烈，每次谈都哭。

　　白岩松：谈到什么地方会哭？

　　高峰：谈到他今后的出路，谈到他家人今后的，就是说他所实施的行为给他的家庭，给他本人所带来的应该付出的代价的时候，我想流留下的是一种悔恨和后悔的眼泪，很激动，确实很激动。

　　白岩松：就像您刚才谈到的时候，就是那种很微妙的心态，怕你们，甚至躲你们，但是见着的时候毕竟又是讲同样母语的，这种心态在整个这两次谈话过程是不是都有流露的机会？

　　高峰：第一次是惧怕多于亲近，顾虑多于希望。第二次见面以后，可以说是在逐步逐步打消他的顾虑，他也愿意跟我们谈一些事情。在沟通和交流上面没什么障碍。

　　白岩松：最后的比较具有结局性的谈话是什么？

　　高峰：结局性的谈话就是我跟他就像咱们这样面对面坐着，我跟他讲，老余，我不远万里来到美国。

　　白岩松：真是。

　　高峰：我是第二次来见你，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我来过不止这两次，从法律，从对你个人的考虑，你都是要签署认罪求情，对你来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过了这村你就没那店，这是该到你选择的时候了，你已经走错了一步，你不能再走错一步，他当时表示，我会的，我知道该怎么做。

　　白岩松：认罪求情的说法，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很陌生的词汇，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观众朋友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在他的身上我们会拥有一个陌生的词，叫认罪求情？

　　高峰：这个词是一个法律术语，法律概念，在有些中文译名上面也有它译成控辩交易的，但是我认为用认罪求情更为确切，更为妥当。他的前提就是在英美法系的国家，为了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被告人可以针对检察机关、检察官提出的指控，他可以认罪，在作为认罪的一部分，他可以向检察机关和向法庭提出来减轻刑法的一个要求。经过双方协商，并且经过法庭的批准，可以确立这一点，类似于我们国家刑事政策里面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样一个刑事政策。如果说你不认罪，警方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犯有罪行，经过法庭审判以后，有可能按照最高刑来判处刑法，是这么一个事情。具体到这个案件，认罪求情对余振东来说是唯一的选择，我们有大量的证据，美方也有大量的证据，加拿大也有大量的证据，香港也有，可以这么说，不光是中国一个国家向美国提出了要把他遣返的要求，加拿大、香港也同时提出了要求遣返的请求。对余振东来说，如果说他不承认这个罪行，他不主动要求回来，他面临的将是中国的法律审判，加拿大的法律审判，美国的法律审判和香港的法律审判。

　　白岩松：余振东是否在第一次跟您见的时候，去问他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一点？

　　高峰：当然他不是太懂这些事，好在我们在跟他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律师，他请了一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比较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一直在场，刑事辩护律师对这些他很清楚，但是有一个，他对中国的法律不太清楚，向我提了很多有关于我们法律方面的比较肤浅，这个也难怪，甚至有些很可笑的一些问题。但是他对整个余振东的处境和今后的出路他是很清楚的。

　　白岩松：他在被抓之前他在美国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高峰：我跟你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事例，在美国一共搬过六次家，可以这么说吧，惊弓之鸟，疲于奔命按，当然他搬家的因素并不完全是为了躲避，也有一种生活上的考虑。

　　白岩松：质量的提高。

　　高峰：不，就是子女就学方面。

　　白岩松：我以为是换了大房子了。

　　高峰：他要选择华人社区，大房子他早就买了，买了豪宅了，我都实地去看过。

　　白岩松：走之前就买了吗还是到了……

　　高峰：走之前就买了，他们在跑逃跑的时候，在这个时间之间他们预想就已经想到了败露的结局，后路，他们都准备好了，这也就是这些经济犯罪逃犯的共有的伎俩，他们在实施犯罪之前或者在实施犯罪之中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逃避法律惩处的准备。但是事实证明，这也是徒劳的。

　　白岩松：狡兔三窟，他在美国准备了几个地方？

　　高峰：在洛杉矶、旧金山，包括加拿大的温哥华，他们都有原来都购置过房产。你要是说他在逃跑之前，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是他们常去之地，他们这些人在那儿一掷几十万金，甚至几百万金，一个晚上就可以输掉几百万美金，那都是国家的资产、社会的财富、人民的血汗。